五一期间参观了郭亮村挂壁公路，为其开凿之艰险与村民意志之顽强所感动。

郭亮村位于太行山深处，三面环山，一面临崖，其先祖为躲避战乱遁入绝地，并世代繁衍于海拔一千七百余米的悬崖之上。千百年来，郭亮人与外界的唯一通道是一条开凿在九十度绝壁上的石阶小径，名曰天梯：最宽处不足一米，最窄处仅容两只脚掌交叠，没有任何防护设施，稍一失足便是万丈深渊。村民从山下买一袋盐需来回攀爬两个时辰，生病就医者往往在半路上便断了气息，而牲畜在幼时由人抱上悬崖，养大后若要售卖，则需绕行三十余里山路。因此，外村的姑娘无人愿嫁进这悬崖上的绝境。这条天梯，是郭亮人世世代代的生命通道，也是套在他们颈上一道挣不脱的枷锁。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36岁的申明信接任郭亮大队党支部书记。此时，山外的世界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木制胶皮独轮车、平板车甚至手扶拖拉机已在平地的村庄逐渐普及，然而对于郭亮人而言，这些进步如同发生在另一个世界，因为哪怕是最小的独轮车，也上不了那道天梯。进入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太行山区，山外四面八方隐约传来的开山炮声不断冲击着申明信的内心：全县都在改天换地、劈山治水，而郭亮大队竟连一条出山的路都没有。他先后多次召开大队支委和全体党员会议，反复统一思想，最终下定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心：学习愚公移山精神，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一条能够通行汽车的公路——“计划干十年，十年修不成，就修二十年，这辈人修不成，下辈人接着修”。

农历1972年2月初2，申明信带领全村党员和群众，在悬崖边上点燃了开山的第一炮，郭亮村挂壁公路正式宣告开工。

查阅挂壁公路的相关信息，其中，其建设时间——1972年吸引了我的眼球，旅途中接触到的一些相关宣传资料中普遍刻意回避了这个特殊的时间点的历史意义，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挂壁公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建设，是离不开1972年这个时间点背后所代表的那场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曾以其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把亿万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焕发出来，转化成了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郭亮村挂壁公路的修建，正是在这场革命的推动下，由最基层的贫下中农自力更生创造的人间奇迹。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无法真正理解这样一个仅有三百余口人的赤贫山村，何以能够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没有国家专项拨款的情况下，仅用五年零两个月时间，在百米绝壁上硬生生凿出一条长达一千二百五十米的坦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功绩之一，在于把毛泽东思想普及到了亿万工农群众中去，使之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申明信书记正是在1970年南寨公社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愚公移山》这篇著作，掌握了革命的思想武器，这让他激动不已。申书记当场表态：“郭亮大队要学习老愚公，修一条山路，跟平地的人一样能推着小推车下山。”从那一刻起，毛泽东思想就在这个太行深处的小山村扎下了根，成为郭亮人战天斗地的最强大精神支柱。正是在“人定胜天”的革命信念鼓舞下，十三名壮士腰系麻绳悬于百米绝壁，面对坚硬的花岗岩挥锤打钎，他们所凭借的不仅是体力，更是革命意志。但是，这种意志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人民群众的头脑，把普通农民的抗争上升为无产阶级战天斗地的自觉行动，并赋予了每一滴汗水以崇高的革命意义。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改天换地的革命气魄，为郭亮村挂壁公路的修建提供了直接的时代推力。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推动，这一运动在七十年代初达到高潮。而太行山区的红旗渠更以活生生的范例向周边山村的贫下中农证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穷山恶水完全是可以被改造的。郭亮村的村民们正是受到大寨精神和红旗渠精神的强烈感召，才最终坚定了凿洞修路的决心。学大寨运动所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在郭亮村挂壁公路的建设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没有国家一分钱拨款，村民自己卖掉山羊、山药、树木集资购买钢钎铁锤;没有电力设备，就白天凿石晚上摸黑;没有测量技术员，土专家王怀堂靠目测估算路线;没有结实的绳索，就把牛耕用的犁绳一截一截接起来，甚至有人把衣服拧成绳索拴在腰间。这些正是在学大寨革命精神感召下迸发出的集体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正如辉县县委当时总结的那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县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劈山治水，改土造田，使全县的面貌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没有学大寨运动点燃的革命火种，郭亮人即便有修路的愿望，也难以找到改造自然的正确道路和实践榜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化了党的领导，锤炼了一支能够带领群众的基层干部队伍。在经过运动初期的冲击之后，一大批政治能力强的地方干部解放出来，把满腔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改变家乡面貌的战斗中去。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就是这样的代表。他得知郭亮村的壮举后，不仅充分肯定了贫下中农的革命首创精神，还动员教育局长原永带领全县二百五十多名人民教师自备干粮奔赴郭亮村，与村民并肩鏖战于绝壁之上。当工程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刻，担任专业队副队长的王怀堂在清理十九号天窗危石时壮烈牺牲，整个村庄陷入巨大的悲痛与恐慌，没有人再敢走向那吞噬了战友生命的洞口。在这最黑暗的时刻，申明信把全村党员带到王怀堂坠崖的天窗口，指着天空斩钉截铁地表示：“怀堂也在天上看着咱们，这洞要是打不成，群众要小瞧咱们党支部、小瞧咱们党员!”于是，绝壁上重新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锤钎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人，就是这样在生死考验面前毫不退缩，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把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献给了改变家乡面貌的壮丽事业。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强化的农村基层组织体制——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化制度，为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样的大规模工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组织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深刻革命的同时，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正是在这种高度集体化的体制下，在党组织的有力动员下，全村男女老少才可以被有效组织起来，实现“上至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八岁的娃娃，人人上工地”。在工程资金最枯竭的1975年底，村里卖光了山羊、砍光了树木、吃光了粮食，再也拿不出一分钱购买炸药雷管，正是依靠生产队的组织力量，全村男女老少清晨五点起床，爬五公里山路去挖鱼鳞坑，整整干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挣得三千一百多元工钱，全部交给集体去采购钢材、雷管和炸药。这种全村一盘棋、所有资源归集体调配的社会主义协作精神，使一个仅有三百余口人的赤贫山村能够把极其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办成大事。倘若没有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没有文化大革命对集体化道路的巩固，任何个人的修路设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那些企图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正是在这场伟大革命期间，在中国最基层、最偏远的山村，爆发出了如此惊人的创造力，使祖祖辈辈攀爬天梯的苦难日子永远成为了历史。

郭亮村挂壁公路不是某个英雄个人的纪念碑，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精神的物质凝结，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亿万工农焕发出的历史主动性的生动写照，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代人以生命和热血开凿的，不仅是一条出山的公路，更是对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能够创造怎样的人间奇迹这一历史课题的最好回答。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