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青年节:干草场,五月的风——致敬140年前的芝加哥
有年轻的朋友前往美国芝加哥求索学问,正好在这个日子发来几张在他们在干草场事件原址拍摄的干草市场纪念雕塑 (Haymarket Memorial)的照片;今天恰逢美国芝加哥干草场事件140周年(1886年5月4日晚),也是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107周年,无国界公号特发相关图以志纪念。

2004年,芝加哥时任民主党市长理查德·戴利及其团队推动在干草场原址建立上述雕像,此纪念碑的主题定义为 “受压制”的“言论与集会自由”,同时也具有某种工人工会与基层警察间的“和解”含义。
2004年9月14日,雕塑揭幕仪式举行时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幕是,在民主党市政府的推动下,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主席丹尼斯·甘农和芝加哥警察兄弟会第7分会主席马克·多纳休一同上台致辞。警察工会领袖公开表示,警方在劳工权利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以芝加哥警察兄弟会的名义放置铭牌;但参与活动的群众仍然有不少人高喊“无政府主义”以示抗议和干扰。该纪念雕像的基座上有众多工会陆续增添和敬献的铭牌以表示对干草场事件的纪念。
包括:芝加哥劳工联合会 (Chicago Federation of Labor)、芝加哥警察兄弟会 (Chicago Fraternal Order of Police)、伊利诺伊州劳联产联(AFL-CIO)、意大利总工会 (CGIL)、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墨西哥工人真实阵线 (Frente Auténtico del Trabajo)、德国工会联合会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日本工会总联合会 (Japanese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等。(网友供图)




在1893年,干草场事件烈士的亲属与劳工运动支持者集体捐款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森林公园的森林公墓建造公墓和干草市场烈士纪念碑(HaymarketMartyrs'Monument)以纪念与安葬事件中的死难者。
该纪念碑由雕塑家阿尔伯特·韦纳特(Albert Weinert)创作,资金和建造由“先驱援助和支持协会”(Pioneer Aid and Support Association)负责,为一名劳动妇女遮蔽和安抚死难者。基座铭文镌刻着被处决者奥古斯特·施皮斯(August Spies)的遗言:“终有一天,我们的沉默会比你们今天所扼杀的声音更加有力”,以及伊利诺伊州长后来发布的赦免全文。
此后,许多美国劳工领袖和活动家安葬于此,每年都有工会运动和无政府主义团体在此举行纪念活动。1997年2月18日被列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2002年4月26日美国内政部将其列入国家史迹名录。
在干草场广场原址,1889年,由25名商界和公民领袖委员会出资为殉职警察建成纪念雕像,铭文为“以伊利诺伊州人民之名,我命令和平”。雕像历史上曾三次在政治抗议中被破坏甚至炸毁,其中包括1960年代,美国极左翼组织“地下气象预报员”与芝加哥市政府的冲突中遭到炸毁,因为其被左翼视为“暴力机器镇压劳工”的象征。但在该原址一直没有纪念死难工人和被处决者的纪念碑,直到2004年芝加哥市政府在距此警察纪念雕像不远处建立的所谓“和解”雕像。(此处不上图了)

芝加哥历史社团在网络上发布的1886年5月4日当晚集会的英文和德文双语穿传单,当时芝加哥大量吸收外来移民劳工,约三分之一移民人口来在德语区,其中不少是劳工活动积极分子。
芝加哥,五月的风,吹过一百四十年
五月的风,从密歇根湖面上吹来。
它吹过干草场的石板路,吹过演讲车的铜锈,
吹过1886年那一夜尚未散去的火药味。
那风里,有斯皮斯的沉默,有帕尔森的混血面孔,
有在绞刑架前喊出的最后一句:
“终有一天,我们的沉默会比你们今天所扼杀的声音更加强有力。”
风记住了这句话。
一百四十年,它从未忘记。
风吹过大西洋,吹进伦敦图书馆的旧椅子。
马克思正伏案写《资本论》,笔尖刺穿资本的皮肤: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他没有等到干草场的消息就闭上了眼睛,
但他的每一行字都变成了下一场风暴的引信。
恩格斯等到了。
他听到芝加哥的炸弹声,放下手中的手稿,说:
“这不是一地的暴行——这是一场世界性战争的开始。”
风继续吹,吹到巴黎。
1889年,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
拉法格站在讲台上,白发飘动,拳头举起:
“定下一个日子——全世界工人同时走上街头!”
他是马克思的女婿,也是《懒惰的权利》的作者。
他说:“你们赞美劳动,不过是要人像骡子一样累死。
真正的进步,是学会无所事事——晒太阳、发呆、和爱的人说废话。”
风继续吹,吹过柏林,吹过维也纳,吹过彼得堡。
列宁穿着那件旧大衣,站在芬兰车站的台阶上。
他读过恩格斯的信,也读过干草场烈士的遗言。
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他把五一变成了冬宫前的人潮,变成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呐喊。
列宁不是诗意的革命者,他是铁的逻辑。
他明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休息权是工人用血换来的。”
这句话,像一枚钉子,钉进了二十世纪的地基。
风终于吹到了太平洋西岸。
一九二〇年,北京大学的礼堂。
李大钊穿着长衫,围着那条后来被人记住的围巾,
对五百多个校工和学生说:
“五一,是你们觉醒的日子。”
同一天,上海码头。
陈独秀站在五千个工人面前,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铁砧上的火星:
“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邓中夏、何孟雄走上街头,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
然后被巡警抓走了,然后他们消失了。
但风没有被抓走。
它吹进长辛店的工棚,吹进杨树浦的纱厂,
吹进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
干草场的种子,也落进了中国的土地。
一百四十年后,二零二六年,五月一日。
芝加哥,干草场。
我们站在玛丽·布罗格的演讲车雕塑前。
铭牌层层叠叠:警察兄弟会的铁牌,意大利总工会的铜牌,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铸银。
每一块都是没有讲完的故事。
二〇〇四年,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一个民主党人,务实主义者——
提议建这座雕塑,主题不是“劳工胜利”,不是“警察殉职”,
而是“言论与集会自由”。
警察兄弟会来了,放下了铭牌。
劳工联合会也来了,放下了铭牌。
他们握了手,拍了照,新闻发了头条。
但揭幕式上,有人高喊“无政府主义者”嘘声。
当警察工会主席多纳休发言时,嘘声和咒骂此起彼伏。
风听见了,没有评论。
和解了吗?
也许不是。
是一个分裂的城市选择了一个中立的词——“言论自由”——
但深层的社会张力,像地下河,依然在流。
警察是劳动者,消防员是劳动者——
他们的工会为工资罢工,为养老金抗议,
但当他们穿上制服,他们站在秩序的一侧。
而秩序,一百四十年来,常常站在资本的屋檐下。
一位从工人变成警察的人,他说不清自己是谁。
在他的左胸口袋里,曾经装过工会会员证;
在他的腰带上,挂过警棍。
风从他身上吹过,没有答案,只有问题。
二〇二六年,五一。
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芝加哥。
几十万人在街头喊:
No Work. No School. No Shopping.
这不是懒惰。
这是按下世界的暂停键。
“不工作”——拒绝被算法驱赶,拒绝隐形加班,拒绝用全部生命换取仅够活下去的报酬。
“不学习”——拒绝内卷的文凭竞赛,拒绝把青春抵押给“绩点”和“优化”。
“不购物”——拒绝消费主义,拒绝用购买填补空虚,拒绝用快递盒堆砌虚假的满足。
这三个“不”,对应当初的三个“八”,是一个时代的呼吸。
在一万两千亿美元军费面前,在特朗普大厦的玻璃幕墙后面,
在移民被送进“拘留营”的阴影里——
人们说:我们停一天。
停下来的这一天,时间是自己的。
你可以走在街上举牌子,也可以坐在路边看一朵云慢慢移动。
停下来的权利,是被劳动拿走的时间,暂时还给人的证明。
如果拉法格看到这一幕,他大概会笑。
他写过《懒惰的权利》,说:“懒惰不是罪,加班才是。”
他不用教人如何躺平,他是说:你不必为拒绝成为工具而感到羞耻。
恩格斯会叹息。
他晚年看着第二国际的分裂,看着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互相指责,
他说过一句话:“无政府主义者擅长点燃火花,却不擅长建造壁炉。
但你不能否认,没有他们,火花永远不会溅到干草上。”
今天,火花还在溅。
有人举红旗,有人举黑旗,有人举彩虹旗,有人举“不工作”的标语牌。
风不管颜色,它只负责吹。
不要忘记:1886年被绞死的斯皮斯、林格、费尔德——
他们是德国移民,是“刚到美国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甚至不是美国公民。
传单是英文和德文一起印的,因为三分之一的芝加哥说着德语。
当年的报纸骂他们:“把这些外来的渣滓赶回去。”
让白人恨黑人、让德国人恨爱尔兰人、让爱尔兰人恨中国人,
让我们恨我们,今天的政客说着:“他们抢走你们的工作,他们带来犯罪。”
但每一个他们都是我们。
风听过同样的谩骂,一百四十年前和今天,换了个主语,换了个对象。
但绞架的影子,没有换。
五月的芝加哥,阳光正好。
远处有驱逐舰驶向海湾,近处有孩子骑在父亲脖子上举着标语。
标语上写着:“懒惰不是罪,加班才是。
我们转身离开时,风忽然大了。
吹起我们的发,吹动雕塑下的尘土,
吹过一百四十年,不停。
五月的风,不需要纪念碑。
因为每一个站起来说“不”的人,都是风的喉咙。
去告诉下一个路口的人:
那一夜,炸弹响了,
然后绞索勒紧了,
然后一百四十年的风吹过,至今没有停。
干草场。
五月的风。
永远的风。
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发起多次罢工,但大多数企业仍强制工人每日工作超10小时。1886年5月1日芝加哥25万工人游行示威,5月3日警方在麦考密克工厂向罢工者开枪致多人伤亡。5月4日约3000名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集会抗议政府镇压行为,期间有人向警察投掷炸弹引发骚乱,警方随即开枪镇压死伤数十人,并逮捕数百人。法院最终以谋杀罪判处4名工人领袖死刑;该事件成为美国劳工运动史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标志性冲突。1889年7月,在恩格斯主导下,第二国际巴黎大会决定,自1889年起每年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以后,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停止工作,举行集会、游行,以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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