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整理自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于2021年7月12日在北京大学“精神人文主义”云讲堂的学术讲座实录。汪晖教授在“跨体系社会与中国历史中的区域”这一主题下清晰阐释了中国作为一个内在包含多文明、多族群的“跨体系社会”(或称“跨文明的文明”)，其形成是以中国化为主导、融合与冲突并存的历史进程;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区域，如长城走廊、藏彝走廊等并非固定单元，而是自然条件、王朝治理、经济活动和现代国家战略等多种力量持续塑造的、具有“稳定性”与“流动性”的动态场域。

这一分析框架超越了“汉化/胡化”的二元叙事与静态的区域观念，为从长时段和结构性角度理解中国的过去与当下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视角。在后续的问答与讨论中，汪晖教授与王建宝博士进一步将论题拓展至对全球化、现代性、文明对话以及“学以成人”等普遍性人文议题的反思。

全篇共六部分，本文为第四部分。

区域的辩证：稳定化的努力与内部变动

汪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讨论一些新的议题，也就是我接下来要探讨的所谓“地方的非地方性”，即稳定性与流动性的辩证关系——无论内部存在多少动态关系，缺乏稳定性便无法构成区域。我们说一个地方是一个区域，正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尽管其内部始终存在运动，但若完全没有稳定性，区域便无法成立。

区域概念既是对特定历史关系的综述与描绘，也是一种通过概念化将这些流动性加以稳定化的努力。例如在当代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省份，陕西、甘肃、山西、青海等西北省份，以及新疆、内蒙古、西藏等自治区，忽然之间意识到了一种以“西部”为范围的地域联系;而国家政策也以这一区域概念为框架，重新构思国民的战略规划。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新疆的时候，文学刊物都改为“西部文学”，在其它一些地区，“西部”也突然变成了一个自我认同的标签。由此可见，区域不仅具有稳定性，其内部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动。

政治变迁与区域形成：从傅斯年到桑原陟藏

在历史研究中，对区域稳定性的描述，通常以某种政治组织的形成为前提，即是某种人格化单位的产生。这个政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布罗代尔所描述的第二种时间——社会时间的体现。傅斯年 [3]在1933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4] 以东西、南北关系的消长起伏作为描述中国历史变迁的杠杆，认为商代文化由西部的夏、周和东部的夷族共同开辟。当然，在今天考古学的视野下，他的一些具体论述已经很难成立。但是，这篇长文描述中国政治大势的方式，在方法论上依旧具有启发性，尤其是后半部分的描述依然非常重要。他不是从单一的政治中心出发，而是从区域关系的变动来展开叙述。比如说，他认为三代及三代以前，区域的形成与政治演进密切相关，否则中国古代史的“东西问题”便不能成立;同样，如果没有东汉及此后长江流域大型政治组织的发展，中国历史疆域中的“南北问题”也不能产生。事实上，他这篇文章的对话对象就是桑原陟藏在1925年发表的关于“南北中国”的论述。

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

在此意义上，区域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至少它与政治变迁密切相关。这并不是说区域本身完全依附于政治变迁，因为一旦形成，区域便具有某种稳定性。正因如此，傅斯年区分出古代中国的四个地理重心或区域——即他所说的“以城邑和政治为中心、凭借地形自然长成”的地理重心，并试图通过其稳定性与相互关系，来超越王朝更迭，从而把握中国古代史的全貌。

从这个角度看，过于强烈地将区域与行政区划对立起来，在方法论上容易陷入另一种陷阱，即把区域的稳定性误解为一种纯粹非政治性、自然的存在。实际上，社会时间可以非常绵长。王朝不断更替，但许多区域关系仍在新条件下以不同形式延续与变化，因而它既有稳定性，也在不断演变。

在人类历史中，区域虽以地理为基础，却并非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区域的稳定性必然以人类活动的特征——即流动性为前提，而流动性本身又是区域形成的动力。像桑原陟藏那样，将中国南北区域的形成置于历史事件中加以叙述，正是以动态的关系去描述静态的区域。例如，他以“晋室南渡”和“宋室南迁”作为理解中国历史南北变迁的结构性中轴，从而揭示出区域格局背后所隐含的动态关系。

建炎南渡图

区域的动态性，也可以解释为“地方的非地方性”。它提示了一种观察地方性的视角，即流动性的视角。比如说，中国革命对于阶级关系的改造和重塑及其在文化上的影响，对于所有的区域都有重大的影响。再比方说，现在正在中国发生的“扶贫攻坚”、“对口支援”，都显示了在区域变迁中，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样，在西部发现很多建筑样式和规划模型，其实是从上海、广东或其他地方引入的，反过来当然也存在着相应的例子。

从事件的角度来观察区域的形成，也就是将区域理解为动态的存在。但这并不构成对漫长历史演化在区域形成中的意义的否定。因为事件和区域的关系所揭示的是，区域可以是某种突变过程的产物。构成区域特征的那些风俗、文化、习惯、认同乃至语言，都不是区域的本质性特征，而是它的历史性特征。只不过这个历史性有长有短，有的是暂时的，有的则相对凝结下来，变成这个区域似乎更为根本的一些特征。

这在历史中非常多，可以找出无数个例子。如果熟悉语言、方言或其他文化特征的，就会发现很多被当作地方文化特征的东西，其实原来并不是地方性的。比如说，在贵州看到“傩戏”面具，这常常被称为贵州文化的一个特征。但是“傩戏”其实来源于江淮地区。虽然江淮地区也有地方戏，但很少被当地人当作一个纯粹的区域特征，他们会讲别的一些东西。而在贵州那个地方，反而把它凸显为一个地方性的特征。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心与边缘的相对化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区域的中心与边缘，其关系是相对化的。我们既要看到流动，也要看到这种相对性。像施坚雅[1]提供的结构性区域概念，强调了稳定、清晰的中心—边缘关系，但如果从更长时段来观察，会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例如欧文·拉铁摩尔[2]以长城为中心，描述了一个超越政治和民族疆域的亚洲大陆，游牧与农耕两大社会实体在长城沿线形成持久的互动与相互影响，这为我们理解历史上的中心—边缘关系提供了极为不同的视野。换句话说，影响区域构成的，也包括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流动性。

作为稳定的空间体系的中国基层市场区域的模型，与三个中间市场区域的可能模型

区域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变迁本身，依赖于何种力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这实际上是其流动性的另一面：流动性不仅意味着从一处到另一处的移动，也意味着中心—边缘关系本身处在不断演化之中。曾经的边缘可能在某个时期成为中心，某些中心也可能在某些时期退为边缘。尤其是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心边缘关系不再是一种稳定的结构。

传统王朝的中心-边缘关系相对稳定，但到了近代，随着资本、金融以及政治经济中心之间流动性的增强(古代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往往趋同，而现代则未必)，这种关系的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构成边缘、以何种意义叙述边缘，都难以一概而论，必须依据具体条件进行分析。相关例子我们或许可以在后续讨论中展开，在此我先提出这个问题。

何为介入性力量?

现在我要谈的是两种或多种“新势力”的作用。导致区域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往往是一些特殊的力量，这些力量常常引发区域关系的逆转或重构。在历史乃至当代世界中，某一地区原本拥有自身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却可能因某种新兴宗教或教派的介入而发生重大变迁，这是一种介入性力量。同样，在开发特别是经济开发过程中，中心地区或中央权力对区域的介入，也是一种介入性力量——它们是不同类型的介入性力量。因此在分析区域关系变迁时，需要区分不同性质的力量，关注其间的矛盾、斗争与融合。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文·拉铁摩尔就指出，如果不能区分“新势力”与“旧势力”，就无法看清从东三省到西藏的中国移民地区在近代史上的特征。在“新势力”中，铁路及近代交通体系的影响尤为关键——每条铁路对开发移民地区的重要性，随着经由该路线而来的直接与间接的外部压力而不同。时至今日，交通方式的变革已带来巨大的变迁，不仅改变我们对区域的理解，也彻底改变了区域内部的社会关系。

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屯堡古村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去贵州屯堡，当时进村还很不容易，公路才刚刚通车。村里一位老人告诉我，对屯堡而言，只有两件事是与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关联的：一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从广西进逼贵州的动荡，他当年第一次离开屯堡就是为了抗战，赴成都考入黄埔军校，后从淮海战场归来，再未离开;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下乡与广播进入所带来的冲击。正是这些介入性力量带来了变化。而今天交通的变革，已根本性地改变了我们对区域的认知。

那么，应如何描述这些不同类型的介入性力量?我认为首先应区分两种力量：具体的介入性力量，以及结构性的、普遍性的力量。在历史上，前者如某个游牧民族的南下、某种宗教的传播对特定区域的影响甚至转化，但这种转化并未根本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后一种介入性力量则不同，例如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不仅影响某个区域，也渗透到政治形态、经济结构、社会模式与文化价值等全局性关系当中。

对现代中国变迁而言，真正的普遍性力量是“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进程。这些进程中产生的政治力量、文化价值与经济关系是总体性的，从而也转化为民族区域内在的结构性要素。所谓“介入”，常被理解为从外部进入，但结构性力量会逐渐内化，成为区域内部的结构组成部分。比如改革开放引入了大量外来资本与技术，但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关系的，总体而言是中国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运动。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保和镇永宁社区火把节

无论是南水北调、三峡工程、交通建设、西部开发、网络覆盖、扶贫攻坚、教育改革等国家工程，还是在地方形成的新社区(如前段时间在云南看到的扶贫安置社区)，其运作逻辑往往包含几个相似要点：在新形成的社区中，居民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彼此多为陌生人，要构建一个新的区域性社会，往往通过“党建引领”、政府搭建平台，促进社区内部的交往与经济活动，推动充分就业与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电视剧《山海情》描绘的便是类似的新社区安排。这类介入性力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来力量，而是一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往复运动、构成社会演进机理的普遍性力量。大大小小的例子都有，比如在一个村庄里开发旅游，常常是一些退休干部、教师回到家乡，重新发掘本地与本民族文化，形成新的、综合性的认同，进而转化为该地的文化特征——但这些新特征的表现形式不完全等同于旧传统，它们是在运动与变化中生成的。

超越“本土”与“外来”的二元叙事

所以，将区域内部的变动归结为不同力量的互动、竞争、冲突和融合，并没有取消新旧势力之间的对比，但这个对比不是一般的说在“本土”和“外来”的二元关系当中展开。“本土”一词只能在某个新势力的地方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中理解，或者在新势力蜕变为旧势力的过程中理解。当地的这个势力并不等同于本土的势力，介入性的力量也不再仅仅是指外来的力量。这就是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非常重要的这些变化。所以，政治演进的过程、持续的社会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这个过程也把内外各种各样的力量重新组合。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区域，其经济发展过程与社会化进程相互脱离——比如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重建与社会化过程，那么其他文化与力量的介入可能加剧这两者的脱离，进而导致社会分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区，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过程。为什么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可能引发多民族社会的冲突与裂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经济过程与社会化过程相互脱离，导致内部社会分化，比如族群的阶级化、阶级的族群化。最终，社会认同与指向往往以族群认同、宗教认同等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社会化进程未能完成，而经济发展单向推进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总体性问题。

【待续，每周一更新】

[1]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美国人类学家和汉学家，专长统计人类学及比较亚洲人家族体系。他提出中国地形宏观区域(或称中国地形学宏观区域)。

[2]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国东方学研究者、中国边疆问题研究者、外交家。

[3]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国立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国语日报社董事长。曾任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4]夷夏东西说，又称中国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是一个中国史前文化起源假说，在1933年由傅斯年提出。此说认为，商部落可能起源自今中国东北地区，商代文化由二个族群建立：商朝的西部由夏人开发，商朝的东部由东夷人开发。直到大约1960年以前，中国和西方史学家都以这个假说来解释中国的史前史。大凌河流域的出土商代铜器，符合这个假说。

根据当时最新发现的考古结果，夷夏东西说得到一些学者的进一步扩展，认为仰韶文化由西部的夏人建立，龙山文化由东部的东夷人建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方汉文等，认为原始汉族的主体来自东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