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所劳动大学：第一所是位于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又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大革命时期，结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幼年的中国**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第二所是位于北京香山的中国人民劳动大学，存在于党中央进驻北平初期，是在隐蔽斗争残酷且激烈的特殊时期，为保卫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种特殊举措，在党的保卫工作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第三所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被誉为我国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典范，办学20余年，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前身是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由苏联政府出资承办，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一所特殊大学。1925年10月7日，时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在广东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成立时，其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简称“孙中山大学”或“孙大”，习惯上被称为“中山大学”或“中大”。1928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合并，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延续至1930年秋学校停办。虽然其办学时间仅有5年，但对中国革命影响之大，是历史上罕见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正门

据统计，从1925年10月到1926年1月，第一期学生300多人，先后分四批出发，陆续到达莫斯科。其中三批是由国内选拔推荐，集中到上海和广州后赴苏的。10月28日，中共方面第一批100多名学员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他们先从黄浦江码头乘舢板至吴淞口，再登上去海参崴的苏联煤船。同日，陈独秀致信中共莫斯科区委指出，“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应加入区委”，还指示，“中山大学要成立支部”[1]，并指定俞秀松等8人和中共莫斯科区委指定的2人共10人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还有一批是从德国、法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转赴苏联的勤工俭学学生，如朱德、傅钟、邓小平等。5年办学时间内，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共有4期，约1200名学生，其中包括1928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转入的100多人。

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开办，为中国**人学习马列主义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优越的条件，这些年轻的中国**人通过学习，奠定了革命人生观的基础，坚定了为革命献身的意志。邓小平是在1926年1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先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等从法国来的学员，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资本主义的法国，他们求学四处碰壁，还要为生存四处奔波，没有人真正重视他们。在社会主义苏联，他们处处感受到温暖，“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二十五卢布”。

邓小平在自传中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一书中，深有感慨地回忆了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留学的一段经历：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人和进步人士，中国一片白色恐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这些消息很快传到学校里，学生们对此也展开了议论和争论。当时苏联报纸上也登了有关中山舰事件、农民运动的消息和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文章。有的同学也在墙报写稿子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在马列主义基础课中，将这些问题结合历史和现实的斗争，如结合中国的北伐战争和蒋介石叛变，特别是结合联共(布)当时的反托派的斗争，来进行分析和认识，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更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看清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懂得剩余价值理论和认清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发展趋势。通过学习，确立了我的革命人生观。

中国人民劳动大学

中国人民劳动大学位于北京香山，是一所不是大学的“大学”。1949年1月19日，中直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身负党中央的重托，从西柏坡来到北平西郊，为中央迁北平选址。经过调查，范离向住在颐和园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作了汇报。1月底，范离带着叶剑英写给杨尚昆的信，回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信中说：“范、刘(刘达)二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适当，只需牵动一家(慈幼院)就可基本解决。”

为确定中央驻地，中央又派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一行13人赴北平作全面调查。2月5日，李克农等到达北平，2月7日与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去香山勘察，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的驻地。

中央警卫团战士守卫中共中央香山驻地

北平和平解放后，反动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北平城里有国民党散兵游勇20多万人，还有国民党8大特务系统110个单位的七八千特务。解放军军管干部遭暗杀，北平市市长聂荣臻(1949年8月19日，聂荣臻接替叶剑英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座车遭枪击。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进入香山地区后，并没有对外公开办公地点，仅是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党中央已经进驻北平。

中央机关对外用代号，称“劳动大学”，设立3个临时办事处：第一站设在城内弓弦胡同15号，称“劳动大学筹备处”，由赖祖烈负责;第二站设在城外青龙桥，称“劳动大学收发处”，由王范负责;第三站就是香山驻地，称“劳大招待所”，由边纪中、田畴负责。

“劳动大学”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个学校，与中央首脑机关没有关系，再加上又是“讲劳动”的大学，特务们自然不会想到毛泽东竟然住在这里。然而，这个代号却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前来“投考”。

原来，军管会进城后，解放区的大学纷纷在北平招生。北平的报纸上经常会刊登招生启事，青年学生掀起一股“报考热”。“劳动大学”虽然没有公开招生，但是一些年轻人听说香山有个“劳动大学”，纷纷打着小红旗，走上几十里路，前去投考。

“劳动大学”作为中央机关，自然不允许进入。有一次，几个女学生不甘心，竟然找到了香山派出所。香山派出所把情况报告上去，杨尚昆说：“叫赖祖烈他们耐心劝解一下，说‘劳动大学’不对外招生，是我们内部办的一个劳动组织。”

几个女学生不满意地说：“那为什么叫大学?叫大学就应该招生。”工作人员只好说：“叫大学只是一种称号，不叫大学属于招生性质的也可以招学生，叫大学不属于招生性质的也没有办法招学生。”女学生们不甘心白跑了几十里路，跟工作人员磨了老半天，可是站岗的战士硬是不让她们上香山。上不了香山，也找不到“劳动大学校部”，女学生们只好悻悻地回去了。不过，此后仍有人投书《人民日报》，要求去上“劳动大学”。《人民日报》把来信转到“劳动大学”，一时间成为笑谈。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笑言：“劳动大学的代号起得太绝、太棒了!”

中国人民劳动大学“七一”通行证章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创办于1958年，位于南昌市郊区梅岭下。它是以“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为特点的、以农林业为主的职业技术教育性质的新型学校。

1958年6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根据邵式平同志的倡议，决定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6月28日，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设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红专大学、洪都大学、江西政法学院、江西水利电力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和新建26所各类高等专科学校的决定》，明确“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省设立总校，省、行、专所属各综合垦殖场设立分校，总校由省直接筹办，分校由各综合垦殖场负责筹办”，“按照山区各垦殖场不同的生产特点，分别设立农业、林业、渔业、畜牧兽医、工业等科系，其他科系根据需要设立”。

1959年初，毛主席在北京听说江西办了一所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十分高兴，勉励师生“要把学习和劳动都搞好”。同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期间，毛主席详细听取了汪东兴关于“共大”办学情况的汇报，指示说：“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要坚持办下去。”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邵式平关于创办“共大”情况的汇报后，欣然为“共大”题写了校名——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20世纪60年代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1961年7月30日，毛主席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师生：“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把发展教育和发展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国家少花钱，多办学，学生本人也免除了经济负担，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尤其是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不仅培养了人才，粮食经费基本达到了自给，而且对于推动当地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0年11月20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历经22年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