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知识越多越反动。”

这句话，在过去几十年的舆论场里，几乎成了一道用来给那个时代、给那位老人定罪的政治铁证。

无数的文人墨客、公知大V，在他们的书斋里、在讲台上、在回忆录的字里行间，痛心疾首地引用这句话，以此来控诉那个时代是何等地“反智”，那位老人是何等地“仇视知识分子”。

但历史的诡谲与那些人的阴暗，恰恰隐藏在被他们刻意阉割掉的四个字里。

这句话的完整原貌是：

“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把前四个字轻轻抹去，是一场何等精妙且阴险的话语权窃取!

一旦去掉了“路线错了”这个根本性的政治前提，老人家就从一个清醒的无产阶级战略家，被歪曲成了一个反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暴君。

不知全貌的后人听到被修改过后的这句话，自然会认为老人家反对的是所有知识分子，是对知识本身的仇视。

然而，这纯粹是资产阶级文人们为了掩盖自身阶级立场的虚伪，而炮制出的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历史栽赃。

今天，我们就把这层虚伪的画皮死死撕下来，好好聊聊：为什么路线错了，知识就会变成吃人的獠牙?

一

老人家反智吗?老人家仇视知识分子吗?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如果不是连最基础的党史都没读过，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在抗战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时，老人家就曾掷地有声地指出：

“要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老人家再次高瞻远瞩地强调：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

老人家从来不反对知识，更不反对知识分子。他真正反对的，是那种脱离了社会实践、脱离了底层劳动群众、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实践论》中，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被阐述得明明白白：知识作为一种认识成果，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工具，它本身固然具有客观性。

但在阶级社会中，知识的运用，必然受到主体阶级立场和政治路线的绝对制约。

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什么超脱的“纯粹知识”，也不存在什么绝对中立的“学术象牙塔”。

知识既可以为无产阶级使用，也可以为资产阶级使用;被哪个阶级掌握，它就为哪个阶级服务。

当一门技术、一套理论、一种话语权，被掌握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手中时，他们掌握的知识越渊博，他们论证剥削的逻辑就越严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就越隐蔽、越残酷；他们对历史车轮的阻碍也就越严重。

这就是“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最根本奥义。

反动的从来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赋予了知识反动属性的错误阶级路线，是那些把知识变成了压迫无产阶级工具的执刀人。

二

在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他们就像是一张皮上的毛，这层毛必然要依附在某一张具体的皮上。

他们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绝对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老人家和鲁迅，就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笔是投枪，是匕首，是刺向吃人旧社会的利刃，是为了唤醒最广大的劳苦大众。

而那些自诩清高、实则暗中逢迎资本、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文人，则是依附在资产阶级那张皮上的寄生虫。

回望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当知识分子走上了一条脱离人民、依附资本的错误路线时，他们的知识是如何变成了一把把收割底层的镰刀。

在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制浪潮中，是谁在电视上、报纸上引经据典，鼓吹“几千万下岗工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代价”？

是谁在堂而皇之地论证：“没有8亿农民和下岗工人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

是谁在用最复杂的经济学模型推导：“只有拉大贫富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又是谁在房价飙升、掏空六个钱包的年代，公然宣称：“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老百姓应该把钱花光”？

是那些西装革履、头衔无数的专家、学者和公知!

他们用自己渊博的专业知识，把赤裸裸的阶级掠夺包装成了“阵痛”，把对劳动者生存空间的极限挤压美化成了“人口红利”。

如果路线对了，他们的经济学知识可以用来规划更公平的分配制度;

但是路线错了，他们的知识就变成了为资本财阀洗地、敲骨吸髓的理论背书！这个时候，你能说他们的知识不多吗？你能说他们不反动吗？！

三

既然知识分子的立场具有依附性和两面性，那么如何防止他们倒向资产阶级?如何让他们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老人家给出的答案振聋发聩：到群众中去，与劳动人民相结合。

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老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知识分子的知识来源于哪里?归根结底，来源于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社会生产实践。

脱离了劳动人民的实践，知识分子的所谓学问，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沦为在书斋里孤芳自赏的文字游戏。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和满身泥土的农民、满手油污的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知识分子的潜意识里，就永远会保留着那份自命不凡的精英傲慢。

老人家从不主张在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主张的是思想上的无产阶级化改造。

他让大批知识分子去农村，去工厂，去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教育。这绝不是什么“政治迫害”，这是为了打碎他们千百年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士大夫阶级滤镜！

是为了让他们在汗水的洗礼中，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一粒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一台机器是怎么运转的，创造这个历史的，究竟是书本上的帝王将相，还是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黎民百姓！

事实证明，这一伟大的改造挽救了无数人。

在延安时期，大批来自大城市的娇弱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与农民、士兵的接触，洗褪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与软弱，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最终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成为新中国各行各业的脊梁。

四

然而，对于那些骨子里已经彻底腐化、以“精神贵族”自居的知识分子来说，让他们去和工农结合，让他们去劳动，简直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

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些在老人家逝世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伤痕文学”。

他们在书中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当年受到的“非人折磨”，他们用尽最悲怆的词汇来描写自己如何失去了尊严。

但如果你撕开那些矫情的文字，仔细看看他们究竟受了什么“迫害”?

就像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写下的那段著名控诉：

“我们这一对难兄难弟，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同为阶下囚。每天早上八点到指定的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去干杂活。中午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六点回家……我们二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

好一个凄惨的“牛棚”岁月！好一对可怜的“难兄难弟”!

可是同志们，你们仔细读读这段话，荒谬感是不是扑面而来？

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中午十二点休息两个小时，下午两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一天工作八小时，干的是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

这就是他们口中痛不欲生的“牛马”生活?!

这不就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工人、农民、乃至今天的城市打工人，每天都在经历的最最正常的劳动日常吗？！

甚至今天许多被白加黑折磨的打工人，看到这种“朝八晚六、中午休息两小时”的作息，都会流下羡慕的眼泪。

那么，季羡林们到底在痛苦什么?他们到底在委屈什么？

他们痛苦的根本不在于“劳动”本身，而在于“阶级地位的颠倒”！

在他们根深蒂固的精英潜意识里：我是大学者，我是留洋归来的东语系创办人，我应该高高在上，我应该坐在红木书桌前喝着茶指点江山。

你们怎么能让我去干杂活？你们怎么能让一个卑贱的“工人”来监督我？！

在工人的管理下从事八小时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就是对他们人格的极大侮辱，就是“阶下囚”，就是“牛马”！

这几句看似委屈的控诉，彻底暴露了这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真实、最丑陋的阶级底色：他们从骨子里就仇视劳动，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劳动人民。

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该享受特权，天生就该被供养。

一旦剥夺了他们骑在人民头上当老爷的特权，让他们去过哪怕一天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他们就会爆发出冲天的怨气，甚至不惜用一生的笔墨去恶毒咒骂那个试图改造他们的时代！

这，就是老人家一定要改造他们的原因!

如果任由这帮厌恶劳动、鄙视工农的知识分子掌握了国家的上层建筑，掌握了文化与教育的阵地，他们不仅会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他们还会亲手打造出一条绞死无产阶级的锁链！

五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

这是一个不容丝毫妥协的根本路线问题。

正如老人家在《毛选》第五卷中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如果路线错了，知识就成了一把只认权贵不认人民的嗜血屠刀。

今天，我们依然处于一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占比巨大的国家，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斗争远比过去更加复杂、更加隐蔽。

那些隐藏在高校、智库、媒体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然在蠢蠢欲动。

他们有的人甘愿充当买办，为美国人出谋划策来围堵中国;有的人继续用晦涩的理论，为资本的垄断扩张披上合法的外衣;有的人则躲在历史的阴暗角落里，继续用“伤痕”来消磨劳动人民的斗志，瓦解我们的红色信仰。

对于这些甘愿充当资本乏走狗、站在劳动人民对立面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给予最坚决的批判。

我们要时刻警惕他们妄图将国家引向歧途的理论陷阱，更要牢牢记住：

知识，只有转化为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实际能力，只有和千千万万的工农民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焕发出推动历史前进的光芒。

跋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文坛迅速掀起了一股被称为“解冻文学”的风潮。

以爱伦堡的《解冻》为肇始，大批苏联知识分子开始疯狂地清算历史，用放大镜去寻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所谓“伤痕”与“迫害”。

他们打着“人道主义”和“反思历史”的幌子，把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中的牺牲抹黑为炮灰，把集体农庄的建设描绘成惨无人道的暴政。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瓦解战中，苏联的这批高级知识分子、作家、院士们，成功地剥夺了苏共的历史合法性，摧毁了苏联人民对自己国家和制度的信仰。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这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精英们，更是充当了彻底肢解苏联的急先锋。

他们满心欢喜地以为，砸碎了那个“禁锢”他们的体制，迎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路线，他们就能成为自由世界里受人尊敬的贵族。

结果呢？

红旗落地，国家解体。

当寡头们把国家的油田、矿山瓜分殆尽，当西方资本的镰刀无情地收割下苏联人民七十年积累的财富时，那帮曾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的知识分子们，突然发现自己连买一块黑面包的卢布都发不出来了。

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在莫斯科凛冽的寒风中，摆地摊变卖自己曾经获得的奖章，甚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流落街头。

他们用满腹的经纶和锋利的笔触，亲手为自己、也为千千万万苏联的底层劳动人民，挖掘了一座深不见底的坟墓。

殷鉴不远。

路线一旦错了，悲剧，从来就不需要彩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