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矩阵：序言

社会理论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即是解释现代社会中稳定与冲突的根源。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这一问题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源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关于现代政治动态的诸多讨论。马克思最直接的影响源自于他的经验命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稳定与冲突并非简单共存，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现代社会之中，这两种现象不只是同时存在，更是共同产生的。这是因为，促使人们形成稳定互动模式的同一机制，也使他们陷入相互冲突的状态。马克思常用“矛盾”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状况——它不是指逻辑上的不可能性，而是指一种无法调和的紧张关系。

对马克思而言，这一同时产生稳定与冲突的机制就是阶级结构。一方面，社会的阶级关系为社会的再生产奠定了基础。因为由定义上讲，这些关系决定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不论人们从事何种其他活动，同时都必须参与阶级结构所要求的互动形式，才能维持生存。因此，阶级结构是社会稳定的源泉，因为社会成员会视之为自身福祉的前提条件，因而把它再生产出来。但另一方面，它也是社会紧张的主要根源。因为阶级本质上是剥削性的——统治阶级的收入来自于强迫受压迫群体进行劳动。马克思将这一劳动掠夺称为剥削，而剥削正是阶级再生产过程的固有组成部分。所以，尽管阶级结构使人们因物质需求而团结在一起，却也使他们陷入冲突之中，因为剥削通常会引发反抗。最著名一篇阐述这一观点的论述中，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内在的政治不稳定终将导致其被工人阶级推翻。

马克思去世后的几十年里，欧洲大部分地区工人起义此起彼伏，而其关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看上去真的即将成为现实。社会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而后数千万人加入这些组织，接受着这一基本原理的熏陶。到20世纪中叶，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已成为进步知识分子中最广泛接受的社会理论，且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殖民地世界，相近的变革也在发生：民族主义运动从马克思的反殖民思想以及布尔什维克强烈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中汲取灵感。一代又一代的反殖民知识分子发现，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道德准则，也为政治分析提供了框架。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理论的基本要素已成为全球左派的常识。而新左派在那个十年末的兴起更是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首次使之在学界广泛传播。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也普遍认为，20世纪70年代左翼力量的衰弱与退潮引发了思想危机。马克思的理论原本与阶级运动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统治所面临的威胁相契合，但随后数十年中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确立、有组织的左翼力量的被驯化以及苏联集团的解体，皆与这一理论预期背道而驰。这些发展不只与理论预测相矛盾，更让该理论显得无力解释现实。这些反常现象显而易见：若工人阶级本应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20世纪初期看上去势不可当的崛起会在20世纪中期停滞?而在这之后，为何众多工人会接受显然为精英阶层谋利益的里根和撒切尔?既然工人应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之下，为何他们反而会被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想所吸引?

左派对于阶级的传统理解日益受到质疑，这些质疑甚至深入到了理论的核心。问题始于马克思关于“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的论述——即人们如何围绕经济利益开展集体行动。马克思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他的理论暗示了一个顺畅且不可避免的过程：相同社会结构位置的人会团结起来为共同利益而斗争。这一对于阶级结构的决定论观点后来被视作理论的弱点。虽然从结构上看，阶级作为经济主体非常好鉴定、甚至定位每一个人的阶级身份也不困难——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就是“纸面上的阶级”，但并没有理由认为它们必然会形成政治实体。马克思大大低估了这一过程的偶然性，因此也未能赋予“阶级利益向阶级斗争转化的机制”一个充分有效的理论。

他遗漏了哪些机制呢?一个经常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文化”。马克思的理论基于两个前提：其一，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其物质利益;其二，这些利益会驱动他们的政治行为。但即便第一个前提成立，第二个前提也引发了许多疑难。其中最关键的是，利益要成为行动的动力，就必须被行动者以正确的方式感知。但这一对物质利益的感知与理解过程，一定会受到行动者所处符号体系的中介。只有当阶级利益被转译为相应的文化符号时，才能发挥政治作用。

这一论点成为后来称之为“文化转向”理论的起点。它引发了社会分析领域的重大变革，人们开始重视观念与意义在阶级形成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早期取得的成果令人振奋：经验研究上的挑战在于由现象学角度出发，追溯劳动者理解怎样经由众多路径来剥削与支配的经济现实。而在历史学术研究中，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最清晰也最精彩地体现这一研究方向。汤普森的著作具有某种“挖掘”性质——正如他所说，这是将普通工人“由后世的居高临下视角中拯救出来”的尝试。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承诺了解决一个分析难题，即阐明经济利益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机制。对20世纪60至7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而言，研究大众文化及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极具吸引力，因为这或许能揭示阶级形成的秘密。

这种“文化转向”在诸多方面都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创新”。它将文化视为一种解释阶级构成的复杂机制，但又并未质疑经济体系中阶级结构的基本合理性，也不怀疑该结构确实能产生阶级利益。文化的作用在于：促使这些经济利益以转译为一种可以与行动者的情感世界共鸣的模式——或者在其他条件下阻碍这一转译：当文化发挥着积极作用时，人们会意识到自己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与由此产生的利益;而当其发挥消极作用时，则会阻碍这种意识的形成，反而促使工人阶级融入经济体系。事实上，那些后来被奉为“文化转向”先驱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早期著作，不曾怀疑过阶级结构的存在与由它衍生岀来的利益关系。

但这些观点很快影响到对“阶级结构”本身的理论阐释。一旦承认文化能够影响利益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那么自然会引发另一个问题：文化只会影响政治吗?若意识形态、宗教或语言会成为人们政治选择的中介，它们为何不能同样过滤人们对经济选择的理解呢?人们不会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时间从事不受文化影响的经济发展活动，另一部分时间则参与受文化制约的政治活动。但这一僵硬的二分符合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所谓“经济基础”指的是社会的阶级结构，而“上层建筑”则涵盖政治、文化、法律等领域。这一模型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部分，而阶级结构所在的部分则据称是“无文化区域” (culture-free zone)。

阶级理论必须承认：一系列的意义建构——即行动者对自身处境的主观解读——贯穿于一切社会行为之中，因而也存在于所有社会结构中——当然也包括阶级。当这一观点被引入阶级结构的分析时，“文化转向”的影响便显得极为深远。早期学者们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结构的论述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他认为经济结构与政治能动性之间是决定论的关系。如今，文化的颠覆性作用被扩展到了阶级结构本身。而在对于结构的理论分析方面，有三处重要转变尤为显著。

第一项变化体现在阶级结构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上。经典理论认为，“作为结构的阶级”与其所产生的物质利益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阶级分析的前提是：可以根据人们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来预测他们的经济行为策略。但文化的引入动摇了“结构可以由一组稳定的利益来判定”这一观念。正如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帕特里克·乔伊斯所指出的：“利益并非由工人的经济状况预先决定，而是通过社会身份的能动性建构而形成。”当古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的经济状况会驱使他们参与革命活动时，他们假定工人的身份是其阶级地位的必然结果。而乔伊斯则表达了更为普遍的观点：因果关系实际上相反——人们正是通过既定的社会身份来理解自己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此外，文化还导致了“结构如何引发行动”上不可消除的偶然性。同样是乔伊斯的观点：不无论多么剥削性的经济关系……都会因文化与环境的制约而以多种方式呈现给人们。”因此，相同的结构性位置可能激发截然不同的社会行为形式，这取决于具体的意义架构如何影响人们对行为的认知。这一情况下，两者(结构与行动)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乔伊斯总结道：一旦人们认识到意义的中心性，“‘利益’这一概念本身就会瓦解。”

但若阶级结构所衍生的利益这样深受文化影响，“阶级结构”本身为何不受文化塑造呢?这是第二个重要变化。一旦认识到文化决定了行动者对自身在结构中位置的认知，则只要往前一小步即可以推出：结构本身是文化的产物。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理论，阐明了众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直感。其著名的文章《关于爪哇斗鸡的笔记》(Notes on a Javanese Cockfight)中，吉尔兹指出，这种大众游戏中角色间的互动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参与者以特定关系相互联系，其互动模式受一套规则制约——这与阶级结构中的关系主体(relata)颇为相似。但在爪哇斗鸡中，参与者必须先了解该结构对他们的要求，才能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只有当他们被纳入相应的价值体系后，这种社会结构才能得以维持。不能简单地将人们置于彼此附近，就期望他们能按照角色要求自发地进行互动。他们必须先学会规则，理解作为游戏参与者的含义。因此，意义的构建应被视为人们能够参与该结构的先决条件。既然如此，文化就不再是结构的产物，而是其产生的原因。

当文化成为社会结构的基础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用当时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宏大叙事”——产生怀疑。由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各不相同，由此产生的社会实践形式也会有所差异。行动者会受到不同的价值观和欲望的驱动，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解读所处环境，且栖身于多种多样的社会身份。而这种差异同样存在于各种文化本身之中。无论其规范化的社会化过程如何，行动者都无法像照本宣科那样盲目遵循这些规范——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当尝试理解这些规范如何适用于自身所处的具体情况时，他们必须不断创造性地调整所学到的规范。由于这些无数次的重新诠释都发生在具体情境中且难以预测，因此文化框架如何引发社会行为便不能想当然地确定。这成为一个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发现的偶然性问题，而无法以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来预先判定。因此，要理解社会背景如何推动行动，我们就必须摒弃普遍化的概括，转而关注行动发生的具体背景——即当地环境。

地域性、偶然性与意义建构——这三者构成了“文化转向”的三大支柱。这一组观念的兴起对社会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早期较为保守的“文化转向”理论中，研究重点在于探讨身处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们如何凝聚成一股政治力量;而在更为激进的版本中，这个问题本身就显得混乱不堪。它假定存在一种先于且独立于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现实的结构。但若结构本身都是通过语言构建而成的，且充满偶然性与主体能动性，那这一假设又如何成立呢?事实上，“经济体系”这一概念本身就显得过时了。它将社会实践中本不存在的确定性强加于其中，因此忽视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偶然性。因此，在“文化转向”之后的政治理论中，不再受制于任何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能力因素。政治变得完全开放不定——它以身份而非利益、意志而非能力、感知而非经济事实作为基础。

一、全球性转变

颇为讽刺的是：接受激进的偶然性、摒弃经济结构与怀疑宏大叙事——这一切在社会理论界的高歌猛进、正发生在资本主义无情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盛行的时期。文化转向对于独立经济事实的否定，正伴随着我们今天所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新自由主义时代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两个特征。其一，与二战后的头三十年相比，私营企业的规模呈指数级扩张。战后，资本主义以稳定的速度发展壮大，但同时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仍以农业生产为主，这天然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深化;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工业国家还是南方国家，经济中都有很大一部分由公共部门主导，这限制了私人资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第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体系中，因此不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领域之内。

整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现象构成了资本主义掌控全球社会关系的巨大障碍。但到了世纪末，它们都已大大弱化。首先，本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全球南方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进程加速发展。拉丁美洲的这一趋势尤为明显：1960年时，农村部门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高达50%至60%，而到2020年平均降至15%以下。同样重要的是，农业就业结构发生了转变，就业形式从以小农经营为主转向农村工资劳动，这标志着农业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即便在拉丁美洲之外，同样的进程也在发生，只是进展速度不同而已。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公共部门逐渐收缩，曾被禁止私人拥有的领域也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向私人资本开放。而在全球南方，庞大的国有企业被拍卖或无偿转让给私人机构;甚至连电力、道路也向资本敞开了大门——这些领域在二十世纪中叶时被认为处于资本主义管理能力之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原本作为公民权利而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被转化为商品。收入保障措施被削弱或取消，就业稳定性下降，这让大多数人更加依赖劳动力市场来维持经济生活。

当然，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以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近三分之一的人类被卷入了商品生产的漩涡之中。最直接且明显的后果是，世界那些地区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急剧加深。当然，市场化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商品生产者——即东欧与其他国家(China)新崛起的资本家——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权力。 当自由产权被废除了半个多世纪后，资本家重新出现——而且是以一种近乎黑帮式的形式出现——其经济实力甚至可与小国相媲美。但国家社会主义崩溃带来的更为重大的第二个后果是：这些国家的劳动者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短短十年间，超过十亿工人加入了全球工人阶级，由此直接抵压低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资水平。

这些趋势下之，20世纪最后25年间私营企业的规模与影响力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切累积效应是：市场对数十亿人生活的掌控力极大的加强了。这也带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政治平衡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东欧和美国，更遍及各大洲。尽管资本主义世界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期，但工资增长并未如预期那样回升。资本阶级因近期的成就而得意洋洋、而工人阶级则一边吸收了数亿新成员、一边面临就业增长乏力。这一背景之下，工会在大多数问题上逐渐采取防御姿态。由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全球有组织的劳工力量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守势，只求守住前几年取得的成果，而不再争取更多经济利益。

但这一策略基本上以失败告终。随着劳工组织的力量削弱，分配领域的败退随之而来。」就业保护」不只在规模上缩减，更是在覆盖范围上缩小——越来越少的劳动力群体能够享受到这些保障。福利和养老金计划也是如此。最直观的迹象是，劳动者在收入中的份额持续下降，这充分体现了政治力量对比的变迁。多项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表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及许多南方国家之中，劳动者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下降。因此，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新自由主义时代见证了劳资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通过多种实证指标体现出来。

这些发展都体现了同一个规律——资本的控制范围和结构性权力大幅扩张。这种现象发生在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历史、制度架构及政体上各不相同的国家中。“向资本的屈从”展现在两个不同的相关的地方：其一，大量劳动者不得不遵从其最基本的要求，即将劳动力提供给私营企业或自己掌控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实质上是向市场这一非人格化的意志屈服。其二，资本家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权力日益增强。前者标志着商品形式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而后者则确保了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服务于社会的极少数——即财富与资本的所有者。

二、虫子的反击

当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构性影响力和权力无情地蔓延至全球各地时，“文化转向”还在打着“偶然性”与“能动性”的鼓点攻城略地，一切如常一般。而到了2000年代初，意料之中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事情已经发展得太过头了，社会理论也脱离了现实。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的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休厄尔，会在2005年感叹道：

我越来越担心，文化史对社会史的胜利或许过于轻易了——而那些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关于社会结构这一基本的社会历史范畴，几乎是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就被抛弃了。

他也注意到了这种讽刺意味：

就在历史学家们欣然抛弃“结构决定论”这一观念的时期，我们社会世界的形态却因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变革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西威尔的警告针对的是学术界这个精英化领域，而在那里，几乎无人愿意重新调整理论框架。但在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甚至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前，一场规模空前的全球性运动已经爆发，旨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不平等现象——其规模是二十年来前所未见的。这场运动的表面目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但其根本矛头指向的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方式。9·11事件暂时阻断了这一运动的势头，但它在零零年末再度兴起。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如火山般爆发，不只延续了对不平等问题的批判，还关联起“收入分配不公”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逻辑”。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这是第一次有大规模社会运动超出了反对贫困与不平等的范畴，将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本身。紧接着便是“阿拉伯之春”，这场运动再次将基本经济诉求置于核心地位，口号也直指新自由主义。四年后，美国出现伯尼·桑德斯、英国则有杰里米·科尔宾的崛起——这两位传统左派的坚定支持者将人们对这一新兴“镀金时代”弊端的反抗情绪转化为政治力量。

这些运动表达了一种日益强烈的共识：政治文化中存在着根本性问题——国家被富人掌控了。这种现象正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而正如休厄尔准确指出的那样，社会理论几乎完全忽视了这种关联。但政治现实与学术界的脱节无法持续下去。就在占领运动兴起之际，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开始进入公众舆论，让人们重新关注过去几十年中推动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系统性力量。

无疑，这一新趋势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罕有一部长达700页、充满复杂经济分析与期刊上的专业术语的著作，能这样抓住公众的想象力。皮凯蒂作品的书名明显借鉴了马克思的伟大著作，出版两年内销量就超过了250万册。尽管大抵少有人通读全书，但多数读者还是领会到了作者的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永恒的结构性规律，这些规律决定了收入和财富会不断流向少数精英阶层。通过这一简洁有力的论点，皮凯蒂重新唤起了曾经作为批判理论核心的观点，而当时批判理论界似乎已对其不再感兴趣。不过，不仅仅是皮凯蒂。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许多学者都在宣称资本主义应重新成为社会分析的核心视角。这意味着一个观点的回归：不论是何种文化与地域，现代社会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资本主义结构性特征的制约。

三、本书内容

对资本主义结构的重新关注值得欢迎，但若要回到原状——即在探讨阶级理论时，只当文化转向没有发生过一样——就不妥了。文化转向能如此深入地影响学术界，原因诸多，其中之一便是它对于传统阶级构成理论而言的确是一个现实的挑战。事实上，古典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建构时的确极大的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稳定性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关于阶级形成的决定论观点。任何可行的资本主义理论都必须弥补这一缺陷。此外，唯物主义者还需回应文化转向带来的最根本性挑战：若参与某种社会结构需要构建特定的意义取向，我们该如何将解释权赋予结构而非文化呢?若所有社会行为都受意义驱动，而意义又源于文化，则唯物主义又如何成立呢?只是轻描淡写地指出全球利润分配、工资水平下降等经济现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解释：文化无处不在得到承认的前提下，结构性逻辑究竟才能成?而当结构理论得以复兴时，偶然性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呢?文化主义者或许高估了偶然性的作用范围，但复兴后的结构主义绝不能将其完全排除在外。我们必须认识到结构决定的局限性——即有些结果并非由结构性因素决定，而是受其他因果力量影响。

本书通过回应“文化转向”，提出了一个关于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的理论。其立论基础是：回归唯物主义的道路在于深入研究「文化」、而非绕开「文化」。正因如此，书中详细探讨了文化理论家们对唯物主义传统的诸多批判。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只在有必要反驳这些观点时才加以论述。因此，本书并非全面探讨文化理论，而是在阐述自身论点时才涉及相关内容。我的目的当然是要捍卫经济结构与物质利益在关键领域的决定性作用。但我试图证明，复兴后的结构性阶级理论完全可以兼顾意义与身份的作用。此外，我还强调文化在诸多领域的核心地位，同样也承认偶然性、能动性以及普遍主义的局限性。这些方面，我的观点是：一个完善的资本主义结构性理论正有助于我们明确地定位文化与偶然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这会我们能够明白：文化在何处起决定性作用，又在何处其影响力从属于物质利益;看清结构性因素的作用范围止于何处，以及在此之外哪些社会力量会由此决定事态的发展方向;进而弄清资本主义的哪些特征具有普遍性，哪些则因地域和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异。

第一个任务就是重新强调经济结构的独立力量。在此过程中，文化带来的挑战性命题在于：所有结构都受意义体系的支配。第一章指出，我们可以接受“所有社会关系都深受文化影响”这一前提，但同时不必认同“这些社会关系因此在因果上从属于文化”的结论。事实上，我认为在阶级问题上正相反：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在因果上取决于其社会结构地位。阶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直接影响参与者物质福祉的社会关系。由于这与他们的福利直接相关，人们会主动学习并内化与自身社会定位相对应的文化规范。因此，一个从事工资劳动的人可能最初不理解为何要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很快就会意识到：若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掌握某些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比如找工作、工作上特定的一段时间、训练必要的技能等等。他或许缺乏相关实践经验，这些做法在他看来可能完全陌生，但既然工资成了他的生存依靠，他就不得不掌握相应的文化能力。他被迫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以适应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因此，因果关系是从阶级结构指向其中个体的价值取向的。

证明了阶级结构的因果优先性高于其文化饰物之后，我在第二章探讨阶级形成的问题。古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 Marxism)中，两者之间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阶级结构引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一冲突促使工人建立集体行动的组织，最终推翻现有制度。这一理论显然倾向于一种决定论的阶级形成观。那么，怎样在去除这一明显错误的政治判断之后，复兴古典的阶级结构理论呢?

我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者误解了自己理论的含义。正确理解的话，结构性阶级理论并非预言阶级形成的必然性，而是强调其不确定性。我的论点核心是：资本主义确实如马克思所说会引发利益冲突;也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这会促使工人反抗资本的统治。但与集体反抗相比，个体反抗这种统治的方式更具吸引力。马克思的错误不在于承认客观利益的存在或预见到反抗行为，而在于他误以为反抗最可能的形式是集体的。

一旦承认不存在一条必然路径保障抵抗行为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形式出现，我们便可着手研究促使抵抗方式转变的各种因素。事实证明，文化与主观认同在此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在第二章中指出，阶级集体行动是否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之间是否存在团结一致的文化氛围。但阶级结构本身不能保证这种文化的形成，互帮互助和共同目标的感觉需要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培育。这说明，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这两种动态进程中，文化的地位截然不同：正如我在第一章所阐述的，阶级结构并不受其中成员主观认同的制约，而阶级形成则深受工人身份认同与主观性的制约。只有当建立相互义务感的艰巨任务成功完成时，通向集体行动的障碍才能被克服。但正因为这项工作极其困难且往往以失败告终，政治认同的塑造便成为一个充满变数的结果。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劳工运动频繁遭遇的失败和组织瓦解，导致了最自然的抵抗形式只能是个人层面的抵抗。

基于这一论点，我在第三章重新探讨了战后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鉴于资本主义所引发的深刻对立，它是如何得以延续的?正是在这方面，“文化转向”理论曾一度是最有影响的解释。有一种影响深远的观点认为，统治阶级通过建立意识形态霸权来获得被支配群体的认同，而这巩固了其统治。但第二章的论述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文化理论家们指出资本主义能通过赢得劳动阶级的认同来实现自我稳定，这一观点本身没错。但他们犯了两个错误：其一，他们误以为这种认同源于意识形态或文化塑造;实际上，其根源在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协调。其二，他们将认同视为稳定的根本来源，而我认为这其实是次要因素。更根本的机制是我所称之为“顺从” (resignation)——工人之所以接受资本主义，不是因为认为其合法或公正，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改变现状的可能。因此，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与之和解。

促使工人接受从属地位的是我在“第二章”中阐述的集体行动逻辑。由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挑战需要成功的集体行动，而这种行动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往往是零星且短暂的，因此工人们通常要么选择个体反抗方式，要么屈服于雇主的权威——这不是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蒙蔽，而是出于理性选择。这就确保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趋势是稳定。不过，当能够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组织时，整合方式就会从被动服从转变为自愿认同。比如工会为成员利益进行谈判时，工人便与雇主展开政治交易，而这便是认同的制度化。但这也意味着认同无法成为政治稳定的基础，因为像工会这样的制度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历史的特定时期和某些地区。维持体系稳定的其实是更深层次的政治顺从现象。

前三章表明，完全有可能构建一种基于“唯物主义”基础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理论。现在我想探讨这一理论对整个社会理论的更广泛意义：它能否理解人类的社会能动性?而在强调资本主义普遍结构性特征的同时，它又能否解释各种差异性与偶然性?

“第四章”中我指出，结构阶级理论非但不会忽视关于人类能动性的事实，反而以人的能动性为前提。该理论假定，不论人们处于何种历史或地理环境，都能理解自身处境、成功应对挑战，且按照自身利益行事。事实上，否认人类能动性的观点更多见于文化理论领域，这类理论往往过度依赖基于认知缺陷、非理性行为或意识形态灌输的解释。所有这些解释都预设了人类能动性的缺失，即社会能动性要求的失效。此外，我从更宏观的角度证明：本书所倡导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发达工业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形式的多样性，其解释力远胜于强烈的文化主义理论。我是通过研究近几十年来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经济演变来展开我的论证的。结果表明，结构阶级理论既能解释各种发展的共同规律，也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因此，坚持结构原则不必然以牺牲人类能动性或对多样性的关注为代价。

最后一章将此前论述的各个要素结合起来，用以阐释过去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重组与阶级形成的全过程。我通过对比一百年前现代劳工运动兴起时的状况，分析了当前劳资之间的力量平衡。本章旨在基于宏观要点来说明：唯物主义阶级理论能够为20世纪左翼力量的兴衰提供连贯、内在连贯且具有实证依据的解释，而不会像文化主义理论那样充满漏洞和循环论证。因此，若我们的目标是重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公平秩序的社会力量，社会理论就在其驶向「文化转向」的路上调转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