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五个年头，一部名为《武训传》的电影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的文化界、知识分子群体，几乎是一边倒地为这部电影、为武训这个“行乞办学”的“千古奇丐”大唱赞歌。在他们那充斥着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眼中，武训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圣人，是一个为了底层穷苦百姓能识字念书，宁愿自己吃糠咽菜、受尽屈辱的伟大启蒙者。

然而，在这片喧嚣的赞美声中，有一个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股思潮背后极为危险的政治毒素。

他就是毛主席。

老人家根本不相信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下，一个叫花子靠着磕头乞讨就能办起真正为穷人说话的学校。他更不相信，那些喝干了农民血汗的地主老财，会突然良心发现，去支持一个叫花子搞什么“教育平权”。

于是，他亲自指派江青等人，会同当时的《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了“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训的老家——山东冠县柳林镇，去翻一翻那掩盖在“慈善”牌坊下的陈年烂账。

这一查，便犹如用解剖刀划开了那具名为“封建慈善”的腐尸，挑出了里面白森森的白骨与令人作呕的脓血。

那些被历史的尘埃掩埋、被文人墨客刻意抹杀的阶级血泪，终于大白于天下。

今天，我们就顺着当年调查团的足迹，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剥去武训身上那件由清廷赏赐的黄马褂，看看这出“行乞办学”的大戏背后，到底掩盖着怎样一幅人吃人的血腥图景。

一

在武训的老家柳林镇，一切故事的起点，不是什么朗朗的读书声，而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

调查团在柳林镇，没有听到什么关于武训“兴学”的颂歌，反而听到了一段令当地劳动人民几代人都咬牙切齿的血海深仇。

当地有一个豪强地主，史称“柳林杨家”。这个家族之所以能在当地呼风唤雨、一手遮天，靠的绝不是什么勤劳致富，更不是什么诗书传家，而是吃人血馒头起家的。

清朝同治年间，当地爆发了著名的宋景诗黑旗军农民起义。活不下去的农民拿起了大刀长矛，要向压迫他们的封建官府和地主豪强讨个说法。

这时候，柳林杨家的家主、“杨十爷”杨鸣谦挺身而出，积极出资组建了号称“永清团”的地主武装(柳林团)，疯狂地配合清朝正规军镇压起义的农民。

杨鸣谦在这场镇压中战死，清廷为了表彰这条忠诚的走狗，追封其为“銮仪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了“世袭云骑尉”的封号。

沾满了农民鲜血的柳林杨家，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借着清廷的恩宠，对宋景诗的家乡和小刘贯庄的百姓展开了惨绝人寰的报复性屠杀。

当年调查团的笔录里，记录下了这如人间地狱般的一幕：

“我们所访问的农民们谈到了当时清兵和柳林地主‘民团’所进行的恐怖暴行，说是‘大抢三日’，许多人被杀死，吓死，割去耳朵。小刘贯庄妇女不少被柳林的地主们抢走。和宋景诗同族的人，不是被杀，便是全家逃亡外省，从此改名换姓，子孙几代都不敢回原籍。”

这是怎样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

调查团访问了五十一岁的宋克义，他是宋景诗堂兄弟的孙子。他说自己的祖父到处躲藏，最后还是被柳林团搜出来了。柳林团叫嚣着“不能叫他好死”，罚他驮着极重的沙袋，将其活活折磨致死!

宋景诗的老娘，被柳林团活生生地钉在东昌府(今聊城)的城门上，用了五根大铁钉，哀嚎了两三天才痛苦地死去。宋景诗家的祖坟被平了，骨殖被扬了。

这就是柳林杨家的“第一桶金”。

每一次剥削阶级的资本积累，每一个封建豪强的发家史，翻开来看，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借着这场血腥的镇压，柳林杨家鲸吞了大量农民的土地。

“宋景诗走了以后，俺村遭了殃。三里以内，给洗了。全村八顷地入了官，给了柳林杨家。柳林杨家又租给别村的十一户来小刘贯庄种地。”

看明白了吗?把反抗的农民杀光，把他们的土地以“充公”的名义划到自己名下，然后再租给其他活不下去的农民，继续敲骨吸髓。

这，就是柳林杨家的经济基础。也是后来那座“崇贤义塾”真正的奠基石。

这块石头上，没有圣人的光辉，只有被割去耳朵的农民的哀嚎，和被钉死在城门上的母亲的绝望。

二

完成了这令人发指的血腥积累后，柳林杨家成了一个盘踞在堂邑县的庞大嗜血怪物。

但是，光有刀把子是不够的。封建统治阶级比谁都清楚，要维持长久的剥削，就必须在精神上阉割被剥削者。

杨鸣谦的亲侄子、继任的柳林团团长杨树坊，是一个极其狡猾、阴险的恶霸地主。他深知，老百姓心里的仇恨之火是杀不绝的。单靠暴力镇压，总有一天会被更加猛烈的起义怒火反噬。

他急需一件东西，一件能漂白家族满手血污的工具，一件能给杨家披上“慈善”、“开明”外衣的道具。

恰在此时，一个嚷嚷着“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叫花子武训，进入了杨树坊的视线。

武训是个什么人?他靠着四处磕头、装疯卖傻、任人欺辱来积攒钱财。当他手里攒下了七千多吊钱的时候，他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无产阶级叫花子了，他实际上成了一个掌握了放贷资本的“奇特地主”。

但是，在封建宗法社会里，一个没有政治地位的叫花子，怀揣巨款想干事，无异于小儿抱金过闹市。他必须找一个靠山。

一方需要虚伪的道德牌坊来掩盖血腥，一方需要强大的政治靠山来落实“宏愿”。

这是一场剥削阶级内部极其肮脏、却又极其契合的政治分赃。

调查团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武训的歌颂者一定要把武训捧为‘一文’，那么，那堪与匹配的‘一武’，不是别人，正是与宋景诗为敌，帮助满清统治者屠杀农民的柳林团团长杨鸣谦及其继任者——他的亲侄亦即武训的恩主——杨树坊。”

在杨树坊的操控和“命令”下，武训五十一岁那年，也就是他打着“兴学”招牌整整三十年后，他才和杨树坊合办了柳林镇的“崇贤义塾”。

武训出钱，杨树坊出面。

《武训传》里把武训描写得多么大公无私，说他拒绝建牌坊，只接受了一块“乐善好施”的匾额。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充满了黑色幽默：不是武训不想建牌坊，是杨树坊不准他建！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规则下，如果给武训建了牌坊，那就必须建在武训的家乡武庄，这就会把“义学”和武训本人绑定，从而削弱了柳林杨家在这场“慈善秀”中的主导地位。而送一块匾额，可以直接挂在柳林的“义学”大门上，这才是对杨树坊最有利的政治资产。

武训，从头到尾，只是杨树坊手里的一枚棋子。

不仅政治上被利用，经济上也被彻底榨干。

武训一死，杨家立刻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将这所“义学”霸为私产。他们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的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甚至干脆停办。

什么“为贫寒”?什么“教育救国”?

在吃人的地主阶级面前，这不过是用来掩饰吃人血盆大口的一块油腻抹布罢了。

三

这才是毛主席当年面对《武训传》时，感到出离愤怒的根本原因。

老人家愤怒的，绝不是一部电影拍得好不好，而是这部电影所传递的、极度险恶的阶级投降主义史观。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为什么穷?为什么读不起书?

是因为他们不努力吗?是因为他们天生命贱吗?是因为没有遇到像武训这样的大善人吗?

错！

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柳林杨家这样的吸血鬼，趴在他们的身上敲骨吸髓！

是因为杨家霸占了他们的土地，剥夺了他们的生存资料，用钢刀和铁钉扼杀了他们反抗的权利!

而武训的故事，恰恰是在极其恶毒地转移这种根本的阶级矛盾。

武训用他的磕头和受辱，向全社会的底层人民传递了一个极其绝望的信号：

你穷，是因为你没文化。你要想翻身，不能造反，不能像宋景诗那样拿刀去砍杨家，那是死路一条。你应该像我一样，向地主老财磕头，祈求他们的施舍，祈求他们发大悲心，给你一个读书的机会。

这是一种何等阴毒的逻辑置换!

它把被压迫阶级受苦受难的根源，从“残酷的阶级剥削”，悄然置换成了“自身的文化缺失”;

它把手握屠刀的罪魁祸首杨老爷，洗白成了大发慈悲、恩赐底层穷人学习机会的“大善人”;

它把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消解成了虚无缥缈的命运论和磕头求饶的奴才哲学!

如果这种思想占据了主流，那中国革命还有什么合法性可言?

那些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千千万万个宋景诗式的先烈，岂不是成了不识时务的暴徒?那些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而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民，岂不是成了忘恩负义的刁民?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过：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而武训和杨家合谋的这场“义学”闹剧，连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都不如，它是赤裸裸的封建精神奴役。

它试图告诉穷人：你们的痛苦是命中注定的，唯一的解药，是去舔舐主人的皮鞋，期望主人在吃饱喝足后，能从指缝里漏下一两滴名为“慈善”的残羹冷炙。

这就犹如用一剂甜蜜的毒药，彻底麻痹无产阶级的反抗意志。

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历史的幽灵却总是会在某个相似的节点借尸还魂。

当年调查团在柳林镇的尘土里挖出的真相，今天看来，难道不觉得异常眼熟吗?

像杨树坊这种人，在今天绝迹了吗?

并没有。他们只是换了一身更加精致的西装，学会了更加高级的话术，坐在了CBD明亮的办公室里。

他们用各种隐秘的、合法的、甚至是带有掠夺性质的手段(如垄断、信息差、资本碾压、极致的加班制度)完成了惊人的财富积累。

当他们把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空间挤压到极限，当年轻人为了高昂的房租、沉重的房贷、甚至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而焦头烂额时，他们开始做起和当年杨树坊一样的事情——漂白自己，转移矛盾。

于是，我们看到了各种光怪陆离的“企业文化”粉墨登场。

他们鼓吹“狼性文化”，告诉你只要像狼一样厮杀，996甚至007地出卖自己的生命，你就能获得成功;

他们宣扬“感恩文化”，要求员工感谢公司给了你一个平台，感谢老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没有把你“向社会输送人才”;

他们甚至在各种公开场合大言不惭地宣讲：“到底是谁养活了谁？是我们这些企业家提供了岗位，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家庭！”

多熟悉的声音啊!

这不就是电视剧《大决战》里，那位尚未觉醒的东北民主联军小战士口中说出的话吗?

“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富人给穷人地种，给穷人工钱，让穷人有吃有穿，不然穷人怎么活呢?……至于穷富，那都是命，富人老爷肯定是祖坟修得好才富裕的。”

看，杨树坊和武训联手打造的“命运论”和“恩赐论”，即使跨越了百年，依然在试图控制劳动者的思想。

当年，赵绪珍指导员用直击灵魂的“诉苦教育”，一把扯下了这块遮羞布：

“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穷人拼了命去养活地主，还是地主靠着一些施舍养活了穷人?”

这个问题的答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早就给出了最严密的科学证明：

是劳动创造了所有的价值。是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养肥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了无产阶级！

那些在工位上猝死的年轻人，那些在风雨中狂奔的外卖骑手，那些在流水线上重复着机械动作的女工，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托起了庞大的企业帝国。

而那些坐在顶层、享受着超额利润的“杨老爷”们，在拿走大部分蛋糕后，再拿出一点点可怜的蝇头小利去搞点“慈善基金”，去捐几所冠名的学校，去镜头前流几滴鳄鱼的眼泪，就想让全社会对他们感恩戴德?

这就如同小偷把你家洗劫一空，然后在你快要饿死的时候，扔给你半块发霉的馒头，还要逼着你给他立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坊!

五

在这个信息爆炸、资本逻辑无孔不入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温毛主席当年对《武训传》的批判。

有人说，不管姓资还是姓社，只要让人民过得幸福，只要能吃饱饭就行。

我们也不止一次批驳过这种类似“鸟儿问答”的短视观点。

这种论调，和当年歌颂武训的人如出一辙。他们只看表面的温饱，却完全不看这种温饱的性质和代价。

如果幸福只是吃饱饭，那被柳林团圈养起来的奴隶也能吃饱饭。

但这绝不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幸福!

只要剥削制度的底层逻辑不打破，只要生产资料和分配权力还掌握在“杨树坊”们的手里，底层劳动者所获得的一切微薄改善，都只是一种暂时的、为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支出。

一旦经济下行，一旦资本需要断臂求生，最先被牺牲、被剥夺的，一定是那些被洗脑、被麻痹、失去了政治觉悟和阶级主体性的底层大众。

为什么今天，武训的幽灵又开始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游荡?

为什么又有人试图把武训重新抬上神坛，甚至暗戳戳地指责当年对他的批判是“左”的错误?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今天的“柳林杨家”们，又需要一个新的武训了。

当阶级固化的板结越来越硬，当劳资矛盾的张力越来越大时，既得利益集团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来合理化他们的剥削，来安抚焦躁的底层。

他们需要武训那种“只知磕头，不问为什么”的奴性;需要武训那种“把一切苦难归结为自身命苦”的顺从;需要武训这种绝佳的“白手套”，来掩盖他们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原罪。

跋

1871年，巴黎的无产阶级第一次尝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梯也尔政府和凡尔赛的贵族老爷们，平日里满嘴的仁义道德和慈善博爱，但在面对真正要翻身做主的工人时，他们露出了比野兽还要狰狞的面目。

他们勾结了曾经的死敌普鲁士军队，对巴黎公社的社员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墙壁被鲜血染成了暗红。

历史用无数次的血泪证明了一条铁律：剥削阶级的慈善，永远是建立在刺刀和屠杀之上的。

当你不触碰他们的核心利益时，他们是送给你牌坊的杨大善人;当你一旦试图追问“到底是谁养活了谁”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变成活钉宋景诗母亲的杨屠夫。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自有历史以来，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武训的悲剧，就在于他倾其一生，用极度扭曲和屈辱的方式，试图去帮底层人民争取一个“暂时做稳奴隶”的资格。

而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他用极为锐利的目光，刺破了这层虚伪的窗户纸，他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站起来，彻底砸碎这套让人做奴隶的吃人机器!

不要被那些精致的谎言麻痹了。

不要对那些用你的血汗建立起来的“慈善”感恩戴德。

牢记调查团在柳林镇挖出的那段血史吧。弄清楚“谁养活谁”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我们为什么贫穷，更关乎我们在这个时代，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战斗，去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