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根娣1940年出生在上海杨浦区定海路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崔崇岭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即后来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当木匠，母亲高小妹是同厂的粗纱车间挡车工，不识字，比父亲小六岁。

崔根娣的名字，其实便非常能够反映和体现其父母家庭之典型，也就是旧社会旧文化之典型——“根娣”是“跟弟”的谐音，由于父母结婚多年没有生育，便领养了她，希望她能带来一个弟弟，所谓“延续香火”。

这是非常封建落后的旧思想，然而身负如此“旧习”姓名的崔根娣，她火热的生命却在日后的人生中迸发出异常闪耀的光芒。

崔根娣的童年是在上海的棚户区度过的，全家住在定海路194号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上面有一个小阁楼。

房子是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隔音效果极差，据她后来回忆：

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

家里没有煤气，用的是煤球炉;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也没有独立卫生间，只能用公共厕所，甚至很多时候要拿着一件大衣用作遮挡去路边树林“自行解决”……

生活虽然清贫，但父母老实巴交、心地善良，对崔根娣疼爱有加，教导她要勤劳、本分、善良、有骨气。

这些品质，也成为崔根娣一生的精神底色。

由于家庭贫困，崔根娣只读到小学毕业便辍学，早早进入社会谋生。

1950年代初，她进入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最初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后来调到厂办保育院当保育员，负责照顾厂里职工的孩子。

在保育院工作期间，崔根娣展现出耐心、细心、责任心强的特点，她对孩子们温柔体贴，照顾得无微不至，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和家长的好评。

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勤奋好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和育儿技巧，努力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这段工作经历，不仅让崔根娣掌握了谋生的技能，更培养了她坚韧、耐劳、无私奉献的品格——每天面对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她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精力;微薄的工资收入，更让她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珍惜每一分钱的重要性。

1956年9月，时年21岁、刚刚以复员军人身份从朝鲜战场回到上海的小王同志，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工人，后又担任保卫科干事。

正是在十七厂，年龄相差不过五岁的二人在繁忙却充实的工作之间相识，并产生了情愫。

在好学的崔根娣的感染带领下，小王也愈发积极上进、勤奋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开始坚持在夜校学习，口袋里总揣着哲学读本，给崔根娣的父母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小王经常利用下班时间帮崔根娣干活，陪她聊天，给她讲朝鲜战场上激烈、悲惨但又动人、震撼的故事，崔根娣被他的幽默、热情以及见多识广的阅历打动，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1958年，崔根娣与小王同志在上海举行了一场极其简朴的婚礼。

没有豪华的宴席，没有漂亮的婚纱，更没有任何贵重的彩礼，甚至连一个正式的仪式都没有，只是在定海路194号十平米的前屋里，两人简单地拜了天地，邀请了几位亲朋好友吃了一顿便饭，在墙壁上干净明亮的毛主席画像的见证下，就算正式结为夫妻了。

婚后，两人的生活依然清贫，他们住在小王单位分配的一间小房子里，家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但崔根娣毫无怨言，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下班回家后，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把一家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不仅在家中孝顺地照顾婆婆，安抚丈夫的弟弟妹妹，还经常陪着小王一起到乡下的地里干农活，凭借着自己纺织女工的经验，把所有的缝补工作全包了下来。

婚后不久，崔根娣就怀孕了。

1959年，长女王亚萍出生;1962年，长子王亚军出生;1965年，次子王亚民出生。

三个孩子的相继到来，给这个朴素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也让崔根娣的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孩子们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总是行色匆匆，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而母亲则日复一日在纺织机前劳作，下班后还要照顾三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

崔根娣从没有抱怨过，她总是把最好的饭菜留给孩子们，自己则吃一些残羹剩饭;她总是把孩子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自己的衣服却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小王当时在保卫科工作，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候甚至整夜不回家。崔根娣一个人既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又要操持家务，还要上班，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也是在这一时期，小王格外积极上进，不仅在夜校学习文化知识，还广泛参加工厂的各项活动，很快成为工厂里的积极分子。

崔根娣亦是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和学习，省吃俭用为丈夫购买学习资料，鼓励他不断进步。

那段时期，是崔根娣和小王同志婚姻中最平静、最幸福的时光，相敬如宾。恩爱和睦，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1966年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小王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革命浪潮中，他凭借着组织能力和政治敏锐性，很快成为上海这座革命风暴眼之一的城市的翘楚，迅速崭露头角。

1967年初，小王参与领导上海“一月风暴”，随后荣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升任主任。

到1973年，在十届一中全会上，一步一个台阶的小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丈夫的迅速崛起，让崔根娣的身份从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变成了人人称叹的“中央副主席夫人”，这似乎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荣耀……

但是，成熟的崔根娣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低调的作风，她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依然坚持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随着小王到北京担任中央副主席，他和许多领导均多次提出要接崔根娣和孩子们去北京生活，声称“条件更为优渥”。

而崔根娣都拒绝了。

她对小王说：

我在上海挺好的，孩子们在这里上学也习惯了，不想去北京给你和同志们添麻烦。

你也不要给任何同志添麻烦。

成为所谓“大领导夫人”的崔根娣，依然生活如旧，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育院安然工作，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从不摆官太太的架子。

她的工资也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因为丈夫的高位而增加一分钱，更没有因为丈夫高耸入云的关系而调换到轻松的岗位，依然每天照顾着一群调皮的孩子。

在工厂里，崔根娣和以前一样，与同事们和睦相处，从不谈论丈夫的工作，也从不利用丈夫的名义谋取私利——她甚至很少参加工厂里的政治活动，总是默默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有一次，工厂里的领导想给崔根娣安排一个更加轻快活少的岗位，被她婉言拒绝：

我就是一名普通工人，干不了什么大事的。还是让我留在保育院照顾孩子们吧，他们需要我。

自小王北上首都工作便很少回上海，家里大小事务全由崔根娣一肩扛起。她不仅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小王的母亲，每天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也全靠崔根娣一个人操心，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重视子女教育，省吃俭用供孩子们读书。几乎每天晚上都会陪着孩子们写作业，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带着孩子去请教邻居或同事。

长女王亚萍记得：

每到寒暑假，母亲都会带着我们去北京看望父亲，但每次都只待几天就匆匆返回上海。父亲总是很忙，很少有时间陪我们玩耍，而母亲则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看着父亲，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牵挂。

历史的演进，时局的变幻，总是让洪流中的人们难以捉摸，更无法判断风浪的走向……

当时间来到1976年10月5日的下午，预感到自己即将大难临头的小王，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王亚民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并凄凉地表示自己可能会坐牢，还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

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赶紧离婚。我们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对转达丈夫之意的廖祖康说：

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往后，我和孩子们就靠我自己了。

然而，还没等办理离婚手续，1976年10月6日，史册翻下了厚重的一页，重到层层尘烬几乎足以压垮一代人的一生……

可就在这个时候，家中人包括邻居都在为崔根娣收到了丈夫的离婚手信而“庆幸”、认为她可以凭借这一枚条子而与即将被判重罪的丈夫划清界限之时，崔根娣却在得知丈夫被隔离审查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她从抽屉里掏出撕碎的离婚协议，对带队干部坚定地说：

他永远是我的丈夫。

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了丈夫的罪行，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小王被隔离审查和判刑期间，曾有相关领导找崔根娣谈话，劝她赶紧办理离婚，“一切都还来得及……”

但崔根娣却异常平静：

他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从丈夫入狱的那天起，崔根娣每年都会带着孩子们从上海赶到秦城监狱探望他，而每年的国庆节这一天，她一定会去——因为这一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探监时，崔根娣从不埋怨，更无指责，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给他带去一些生活用品和书籍字帖。

尽管自己仅有小学文化，但她会告诉丈夫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让他安心改造;有时，她还会倾听丈夫的所思所想，给予他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

自此，36岁的崔根娣独自撑起了整个家庭。

她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维持着五口人(她自己、三个孩子、丈夫的母亲)的生活，同时还要应对社会上各类异样的眼光和压力。

为了养活一家人，崔根娣白天在纺织机前劳作，晚上回家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和三个孩子，有时候还要去别的地方打点零工补贴家用。

邻居们常看到她蹲在公共厨房里洗菜，粗粝的双手被冷水泡得发红，却总把最好的饭菜留给孩子们和婆婆。

长女王亚萍非常懂事，每天放学之后都会帮妈妈做家务活，帮忙照顾两个弟弟，减轻妈妈的负担。高中毕业后，王亚萍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来到工厂上班，帮助母亲分担家庭压力，将两个弟弟照顾成人。

崔根娣非常清楚知识的重要性，她省吃俭用供两个儿子读书，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她的悉心教导下，两个儿子也非常争气，努力学习，后来都考上了大学，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丈夫入狱期间，崔根娣的生活虽然更加艰辛，可她始终保持着不卑不亢的人生态度，从不向困难低头，也从不向别人乞求帮助。

她从来没有因为丈夫的罪行而感到自卑，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困境而抱怨命运。

她依然在工厂里认真工作，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她依然在社区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依然用自己的善良和真诚，赢得了邻居们的尊重和钦佩

有一次，社区干部上门慰问，想给她一些困难补助，但她笑拒：

我有工作，能养活自己和孩子们，谢谢组织的关心。

1986年，小王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

1992年8月5日，小王因肝病在狱中病逝，终年57岁。

消息传到上海，崔根娣正坐在狭小的屋子里织毛衣，手中的针线顿了顿，她默默放下针线，眼神里闪过一丝哀伤，又很快恢复了平静。

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抱怨命运，只是默默地收拾好行李，带着孩子们前往北京，为丈夫办理后事。

约一周后，崔根娣捧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上海老宅，将遗物收进樟木箱时，三个孩子围在母亲身边，大女儿王亚萍轻轻握住母亲的手说：

妈，咱们好好过日子。

崔根娣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2026年4月14日，崔根娣同志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

沪上春秋谁问墨，蓬门烟火掸孤心。

半生风雷流水过，一世襟怀自澹宁。

世味历经月下叹，寒霜凝尽俗缘平。

悠然解袂辞尘去，留与革命千古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