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金融战，就是货币发行和流通制权之争，就是货币的结算、支付、计价资格和权益之争。全世界去美元化斗争形势发展到今天，如果还不知道这一点，那就让人无语了。

以当前中国货币金融领域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吃了国际金融资本三重大亏。

第一重大亏，是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太低。原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率，大约是1：1!基本上在这个比率上波动。我们有人民币汇率控制权。更加重要的是，即使是我们的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很强、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不如人民币在中国国内，但是，因为我们有兑换额度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吃亏，这个亏吃得也不大。况且，那时主要是为海外华侨的侨汇兑换人民币，以及一些到中国出差的美国人兑换人民币，我们严格禁止美国投资者来投资。所以，即使是让利，也是让给华桥和一些与中国打交道的美国人。

人民币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贬值，是因为中国要发展对美关系，是要引进美国金融资本。即，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规模、额度，大大提高了。这当然是让利于美国人以及海外华侨。要知道，主席时代，我们是严格禁止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侨来中国内地投资的。此时，我们已经允许海外华侨来华投资，压低人民币汇率，当然是让利于这些来华投资的华侨，为了“吸引外资”。此时，我们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开始推行所谓“央行制度”，货币发行权已经在萎缩，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货币支撑在萎缩。我们不得不重视外来投资、华侨汇款，本质是发行权旁落于外资。以前，我们为华侨汇款提供兑换，是对华侨的照顾，所以，汇款多少我们并不在意;到了80年代，华侨汇款反而成了是华侨对国家的“照顾”，我们开始重视这些汇款。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严格限制美元兑换人民处的额度，禁止外来投资，那么，即使是我们在汇率上吃了亏，这个亏也不大。

现在的情况是，虽然理论上、政策上我们还在严格限制资本项目投资，但是，实际上，这个限制很可能是“牛栏关猫”，地下钱庄、货币投机、洗钱，尤其是香港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国内有大量的跨国银行和跨国金融机构，所以，很可能我们根本阻止不了各种私下来的投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有那么一批人，天天在宣扬“开放金融、开放市场、让国际金融资本为主构建中国金融市场”，外资对我投资额度限制、持股比例限制，已经取消。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民币汇率是公平的，但只要允许美元金融资本来华无额度限制地投资，则中国就必须奉献出相应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就是中国吃大亏，汇率的高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我称此为中国经济赋予并支撑美元的国际信用和国际霸权，同时又打击了主权人民币的国际信用!这是主权上的损失，是无法衡量的损失，是看不见、但却又重创根基的损失。

更加严重的是，当前的情况是“内外资一视同仁”，跨国银行和跨国金融机构，诸如花旗、汇丰、渣打、高盛、黑石、桥水、摩根、贝莱德、先锋领航等的在华业务范围限制、投资额度限制、持股比例限制，已经完全取消;相反，国有资本则受到极大地限制，基本上不对地方投资!并没有贯彻“内外资一视同仁”的原则。“国有资本”是受到各种限制的，国有银行禁止向国有企业输送利益!如此，在国内济体系之内，跨国金融机构就会掌握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国有银行、国有金融体系则将丧失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国际金融资本就可以凭借已经掌握并不断增加的人民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并吞中国国有资产，就可以操控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可以控制中国工业、农业、土地、资源、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体系，在中国形成金融资本的政治统治!同时，削弱、瓦解中国政权的人民币、独立性!彻底瓦解公有制甚至是国有企业，彻底改变国有银行的性质，将之转变成国际金融资本的“分行”!这个主权上的大亏，即使是停止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我们也是要吃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在货币金融上不吃亏，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禁止跨国银行、跨国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严格限制其投资额度、持股比例，禁止其染指中国工业、农业、土地、资源、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命脉。同时，还要检讨所谓“央行制度”，要把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掌握在政权手中，使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服从服务于中国公有制经济和民族私有经济!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冲破货币“锚”论的束缚和误导，在“货与币”的关系问题上树立“币”决定“货”的观念，独立自主地发行人民币!

其次，要严格限制美元、离岸人民币、港元、日元、英镑、法郎、马克等一切外部货币兑换人民币的规模、额度!外国政府、企业、跨国企业、外国居民要得到人民币，要么向中国出售他们的真资产、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源!并且由中国主权银行承办这些结算、支付业务!或者要由中国信得过的银行承办这引动结算、支付业务!不能由花旗、汇丰、渣打等跨国银行承办这些结算、支付业务。要么向中国主权银行贷款!当然，这个贷款也是要审查的，要有实体资产、资源为抵押的，不是随便贷、想贷多少贷多少、想用来做什么就用来做什么的。

第三，才是争取公平的人民币汇率。我们当然希望在汇率上不吃亏，但是我们也要看看“让利”的对象。比如对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特别是以前是美国的“盟友”、现在转向对华友好的国家，在汇率上我们对他们让点利也是可以的。只要兑换额度有限，即使吃点亏，我们也可以承受。再者，我们是工业大国、科技大国、出口大国、基建大国，在很多大宗商品和服务上，我们正在争取定价权!当有定价权之后，汇率上的损失，其实可以从定价权(也就是把我们出口商品、服务的价格定高一些)上弥补。

以上三个方面的措施，有轻重之分，不能颠倒其主次。第一种措施最重要，是收复人民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是让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回归政权和主权本质，所以是根本之法。第二个也涉及收复人民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是确立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的结算、支付、计价资格和权益，并且由中国主权银行承办相关结算、支付业务。当人民币本身可以在对外贸易中结算、支付时，美元外汇当然也不那么重要了，也就不需要“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开放金融、畅通国际国内金融资本的流动渠道”了，当然，香港、上海的所谓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国际金融资本殖民中的这两个“桥头堡”也就被我们拆除了。只要以上两个方面做到了，则汇率问题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汇率问题虽然不能轻视，但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如果我们只在汇率上做文章，只寻求“公平、公正”的汇率，却不限制国际金融资本兑换人民币规模和进入中国国内经济体系的额度，即使汇率对我们有利又如何?因为，国际金融资本手里的美元外汇，其实没有任何国际信用呀!完全是“假币”呀!它们要多少就有多少，让其进到中国来，就是向其奉送中国货币发行权。我们接受这些“假币”，就是我们在替国际金融资本“洗钱”“背书”!是我们赋予并支撑这些货币的信用，让其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为所欲为。

同样地，即使我们禁止了外部金融资本涌入中国、停止为美元兑换人民币，但是，如果中国国内的那些跨国银行、跨国金融机构控制了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它们就在中国“生根”了，它们可以“自力更生”，它们可以随意发行人民币呀，要多少有多少!它们也不需要再从外部引入美元资本!此种情况下，汇率问题更不是根本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