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凯:学习与思考

近日重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8册,毛主席从1958年11月 - 1959年8月,就当时人民公社急需解决的问题(共产风、高指标等五风,体制中的基本核算单位,相信不相信、依靠不依靠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解决农民最关切的切身利益等),毛主席给从中央到地方多级干部写的十封信,其中三封是关于通过读书和学习理论以指导迫切的实践,一封主要写给刘、邓,有六封标题均为“党内通信”。这十封信(以及信后的注释),从理论到实践,封封有血有肉,没有大话空话套话,关系到党和国家实际工作的成败。

毛主席在1956年八大前,就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经过党内党外充分酝酿,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同意毛主席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正式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完成了在国家日常工作领导上的一、二线交接,即毛主席退居到二线,其他中央常委同志在一线(朱德同志实际上也在二线)。

我读过这十封信以后深深体会到,处于二线的毛主席,对一线领导的工作是充分尊重和热情支持的。举凡大事,都是以建议和商量的态度与一线领导(主要是刘、邓)沟通,直抒己见,充分交流,对党内思想不一致的大事,总是耐心说服和具体指导。

那一阶段,在大政方针上,毛主席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保守”和“右倾”的。他在说服中央和地方领导的过程中,似乎遇到不小的阻力,以至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写给了“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六级干部,以求一竿子挿到底,见诸最基层。遗憾的是,许多年后有资料批露,当时有些地方并没有把毛主席的这封信原原本本传达给“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设想,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春天“春耕在即”的时候,如果毛主席在这些信中的政策构想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我国会遭受1960 - 1962年那么严重的经济困难(所谓“大饥荒”)吗?虽然局部严重困难可能会有,就全国范围而言,大概率是不会吧。

对已成历史的过去,假设是没有用的。但是,如同奔腾的江河在急流翻滚时,泥沙俱下,看上去总是浑浊的。当浑浊的水流注入港湾、湖泊、大海,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沉淀,清水和泥沙就会分离开,人们就能看清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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