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重大的经济政策变动往往都是特定阶级力量对比的集中反映——比如分田单干、私有化浪潮、大下岗，又比如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舞台上相继登场的价格双轨制与价格闯关，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激烈博弈的经济表现。与这场博弈相伴的意识形态激变，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与蔓延。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价格双轨制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野蛮生长打开了制度缺口，价格闯关则是新自由主义逻辑推向极致的冒险尝试，而两者的叠加效应在客观上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泛滥提供了经济基础和舆论土壤。

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后，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一时期的发展不仅不像某些人污蔑的那样是缓慢的，反而创造了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罕见的增长速度。然而，当时党内一部分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动摇，开始怀疑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性，转而将目光投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机制。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下，价格双轨制作为一种折中方案被推行：在保持一部分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超计划部分由市场定价。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一种稳妥的渐进改革，但从阶级本质上看，这无异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肌体上主动开辟出一大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中之国。因为价格双轨制的核心不是单纯让市场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发挥辅助作用，而是让计划与市场两种本质上对立的经济机制在同一时空内平行运转，这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制度套利空间。

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价格双轨制恰恰为这种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提供了制度上的渠道。由于计划内价格长期保持低价，而市场价格相对高企，掌握计划物资审批权的部分官员与市场上嗅觉灵敏的投机者迅速结合起来，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以权力寻租为主要特征的所谓官倒阶层。他们将计划内物资倒卖到市场上，攫取天文数字般的价差利润，而这种利润不是来源于生产劳动，不是来源于价值创造，而是来源于对公有财产的制度性侵占。毛主席生前曾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地告诫全党，要警惕党内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然而他们不听。价格双轨制下官倒现象的泛滥，恰恰印证了毛主席的远见：当商品交换原则被允许不受限制地侵入社会主义经济时，它就会迅速腐蚀权力机关，催生出一个与无产阶级专政根本对立的特权剥削阶层。更危险的是，这种现象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心理冲击是毁灭性的。在计划供应窗口前排长队购买平价生活必需品的工人群众，眼睁睁地看着歪门邪道者一夜暴富，怎能不让劳动光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遭到空前解构?怎能不让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信念发生动摇?这种动摇，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乘虚而入的心理温床。

如果说价格双轨制是资本主义关系在经济体内的暗流涌动，那么价格闯关则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宣示。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在二十世纪后期的主打意识形态，其核心教条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它们相信只要彻底放开价格、彻底私有化、彻底取消政府干预，那双看不见的手就会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何等荒谬!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管理经济的必要性，可以说是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然而在当时，这种理论却以所谓改革理论的面目渗透进入了决策咨询圈，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悲哀。所谓价格闯关的实质，就是试图在极短时间内一步到位地取消计划价格，实现全面的市场价格并轨。而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变革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原理，也完全背叛了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它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脱离了中国当时供需结构性紧张的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是一场坐在办公室里没有调研、没有群众路线，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拍脑袋设计出来的机会主义冒险。

可想而知，价格闯关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消息传出，全国范围内爆发恐慌性抢购潮，从锅碗瓢盆到家用电器，凡是能囤积的商品都被抢购一空。物价如脱缰野马，通货膨胀率达到建国以来之最。这场由错误理论指导的错误政策，不仅没有实现其承诺的所谓“理顺价格体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反而将国民经济推向了严重混乱的边缘，最终不得不紧急叫停。然而，新自由主义的辩护逻辑从来不是承认自身的理论缺陷，而总是倒打一耙。面对价格闯关造成的经济乱象，新自由主义势力不是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本身的荒谬，反而变本加厉地宣称：闯关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市场太多，而是因为市场太少，不是因为私有化太快，而是因为公有制残余太多。他们将通货膨胀归咎于所谓计划经济的固有短缺，将分配不公曲解为改革必须付出的阵痛，甚至将官倒腐败说成是明晰产权前的必然现象——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厚颜无耻。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价格双轨制、价格闯关与新自由主义思潮之间形成了互为因果、层层递进的恶性循环关系。

价格双轨制制造出了第一批从制度缝隙中生长出的资本主义因素和食利阶层，这些因素和阶层在意识形态上本能地呼唤更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阶级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理论界和决策圈扩大影响后，又推动出台了价格闯关这种更加激进的市场化政策。而价格闯关的失败所造成的经济混乱和群众痛苦，非但没有令新自由主义丧失信誉，反而被这一思潮操控的舆论机器巧妙利用，将问题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从而进一步煽动起对全面西化、全面私有化的鼓吹。这正应验了毛主席关于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无产阶级进行殊死较量的英明论断,也完全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即经济基础的变动必然引发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震荡，而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经济基础变革的方向。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吸取其惨痛教训。马克思主义并不不笼统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商品交换和市场调节，但从根本上坚持认为，所谓市场机制必须被置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格约束之下，必须置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主体之下，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不能让其自发势力无限制膨胀，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而不是服务于利润率的增长和资本的无限增殖。毛主席在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指示中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里的关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限制。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的根本错误，正在于放弃了这种限制，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改革的名义下一步步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倒退，最终几乎演变成一场经济领域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大规模反攻倒算。新自由主义思潮则是这一退让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的表现和助推器。历史的辩证法表明，当无产阶级政党在指导经济工作时放弃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偏离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必然会在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创造条件，其结果自然只能是二茬罪、二遍苦......

我想，这段历史，对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抵制新自由主义侵蚀的后来者而言，是需要永恒铭记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