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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开会方法再探

内容提要

摘要：毛泽东的开会方法，是在丰富的会议实践经验基础上提炼形成的一套科学方法，是毛泽东的工作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会议实践中的贯彻和延伸。这种开会方法和原则主要包括“有了问题就开会”“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优化时间安排，“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促进会议的有效决策等。毛泽东的开会方法不仅指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各种不同类型会议的召开，还为新时代如何开好会、切实改进会风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开会方法;当代启示

原文出处：陈龙、裴梦. 毛泽东开会方法再探 [J]. 毛泽东研究，2026，70(1)：62-75.

作者简介

陈龙，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裴梦，女，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湘潭，411105)。

毛泽东指出，“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作为中国**一种日常的工作方式，开会既是其形成决策的制度安排，也是联系、动员群众，将党的决策转化为群众行动的重要载体。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从丰富的会议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科学的开会方法，指导了党、政、军以及群众等组织会议的召开，为我们开好会议提供了宝贵经验。目前学术界侧重于从两个方面展开对中国**如何开会的研究：一是对其某一时期或某一具体会议的重大意义展开个案研究;二是围绕党的会议制度的构成、优势与不足，进行一般性和规律性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的出台，学术界对毛泽东开会方法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如何纠正会风等问题。但总体来看，与其他领域的毛泽东研究相比，对毛泽东开会方法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这也是深化毛泽东方法论研究的内在要求。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之上，通过系统梳理毛泽东的开会经历，分析其开会方法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而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宝贵经验与原则，以期为新时代进一步开好会议、改进作风提供有益借鉴。

一、开会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重要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在实践活动中，个体参与某一实践活动的频率，本质上是其时间与精力分配的量化反映。从1915年11月，毛泽东当选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友会文牍，负责会务工作，开始参与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到1975年5月3日，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会贯穿了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除了宏观的历史轨迹以外，微观的计量史料也印证了开会是毛泽东长期投入精力的实践活动。

《毛泽东年谱》作为系统记录毛泽东思想和生平业绩的权威著作，以编年体的叙事框架，明确标注了毛泽东参与的会议类型与时空信息，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他从主要作为出席者、列席者到主要作为主持会议者等角色的转变过程，是了解和分析毛泽东参会频次和类型的基础文献。由表1可知，“会议”的词频在每卷中均保持在300次以上，且在第1、2、5、6、7、8卷中，词频高达1000次以上。出现“会议”频次较高的卷次主要对应了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分布特征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高度契合，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开会”是毛泽东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实践活动。

除了参会频率外，从会议类型和会议角色看，毛泽东一生出席、组织、主持的会议种类繁多。回顾和梳理这些会议，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从主要作为会议参与者到会议组织者，进而发展为会议领导者的角色演进轨迹，这与其在革命斗争和国家治理实践中对开会方法的探索形成了正向呼应。

二、毛泽东开会方法的发展脉络

毛泽东的开会方法是在不断的会议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会议实践中的贯彻和延伸。总体来看，毛泽东的开会方法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

(一)毛泽东早期的救国探索与会议经验的积累

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团体与政党会议，以推动问题的解决，是青年毛泽东探索救国路径的重要方式。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积累了会议工作的实践经验，并初步展露其领导动员才能。

一方面，毛泽东积极参与青年学生和教育界的各类会议，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后，毛泽东便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学会的改造。其间，他与学会会员开会商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后续实践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如在1921年的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上，他提议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主张采用“大规模改造”的办法，着眼于世界改造中国，并赞成采用俄式改造方法。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紧要启事”，加强了对会员的纪律与纯洁性要求。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于1919年积极联络长沙各校学生代表，共同开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罢课，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1919年，为实现驱逐张敬尧以结束其暴行的目标，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先后同湖南学生联合会骨干、积极分子、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开会，商讨相关事宜。同年，毛泽东亲赴北京主持驱张运动，出席人数逾千人的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商讨驱张办法。

1920年，毛泽东积极参加湘潭教育界人士在长沙组织的会议，商讨湘潭教育改进问题，参与筹备湘潭教育促进会并担任文牍干事，负责主稿促进会宣言书。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一次全体会员会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资送学生至长沙师范案”。“次年一月，湘潭县决定送五十名学生入长沙师范。”1925年，在湘潭县西二区公私学校教育会会员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多次召集人员秘密开会，研讨夺取区教育权的策略。在会前掌握的材料基础上，会员大会公开揭露了反动势力贪污学款、阻挠教师开展爱国宣传等行径，并推动了教委会和学委会的改组。

另一方面，毛泽东积极参与工农群众组织的各种会议，在会议实践层面实现了与工农运动的深度结合。1922年9月5日，长沙土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沙土木工会章程》。10月8日，毛泽东主持了长沙人力车工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11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并当即召开了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选为主席并发表演说。除了工人问题以外，毛泽东也关注农民问题，并通过座谈会、调查会的方式来研究农民土地问题。1927年，毛泽东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他在湘潭县城召开了“有县农协、工会、妇联、商协、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农民诉求，以及湘潭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这些参与工农群众组织会议的实践表明，这一时期，毛泽东参与的会议类型，由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团体会议，拓展到以工农群众为主的组织会议；其在会议中的角色，也逐渐从一般参与者向组织者转变。这一转向不仅锻炼了毛泽东动员群众与调研的能力，也为他后来形成更为成熟的组织群众会议工作方法，以及领导群众运动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此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参与国民党组织的会议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不久以后，他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参加工作。他多次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会会议，并“联合各团体，援助工人，积极进行争取工人应得权利的斗争”。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先后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和国民党分部，并多次召开会议，推动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毛泽东在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多次召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会议，作出反帝宣传计划，改革宣传工作，积极宣传反帝运动。经他修改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以及所作的《宣传报告决议案》均在国民党二大得到正式通过。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人推动了大会批准实施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推动会议就军事政治学校议案作出“凡党立各学校不得有同志、同学、同乡会之设立”的决定。此外，毛泽东还多次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参加工农群众大会。总之，毛泽东在参与国民党的各类会议时，通过多样化的会议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议事经验，为其后续探索召开具有民主协商性质的会议奠定了基础。

(二)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开会方法的成熟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伴随着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他的角色逐渐由以会议参与者为主转为以会议组织者为主。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指导召开党、政、军、群众组织的各种会议，其开会方法日趋成熟。

在被确立为党的领导核心之前，毛泽东多以出席者的身份参与中共中央的会议并负责会务工作。如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时负责会议记录；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局秘书，负责“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此外，他还多次出席中共中央及其相关机构召开的重要会议，包括扩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和联席会议等，并长期参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各类会议。多次参与中央层级会议的经历，为毛泽东后续探索党内会议的开会方法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探索并提出了军队和基层政权组织的会议方法和原则。1927年9月，毛泽东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正式开启了他领导大规模武装斗争的生涯。此后，他频繁参加和主持各类军事会议，为推进红军的队伍建设、总结战斗经验、制定战略目标和作战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他还从会议目标、会议频次、会场氛围等方面，探索出许多重要的开会原则与方法。如在“三湾改编”时，他明确提出“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等原则。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会议制度、会风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要有计划地规定每月支部大会和小组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使党员在开会前明白会议的意义，明确会场主席的职责等会议原则。1933年，毛泽东采用调查会和座谈会的形式对长冈乡和才溪乡进行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乡苏主席团会议、乡苏代表会议、村代表会议和村的群众大会的召开方法。大致来说，这一时期，毛泽东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深入总结了基层政权组织会议召开的方法和原则。

遵义会议的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此后，大体而言，毛泽东的角色逐渐从会议具体组织者转向会议全局指导者。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推动了中央层面的会议制度逐步走向健全与完善。长征途中，毛泽东在参加有关会议时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决策运作中存在效能不足的问题。该问题在遵义会议中已被提出，但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常委会“每周开一次会，要预告准备议事日程”，以制度化方式强化常委会的决策功能。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35年8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常委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为进一步增强中央工作效能，1941年8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增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这一举措也与毛泽东抵达陕北后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和主持党内会议的频率显著增加形成了逻辑呼应。据不完全统计，在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各类会议210余次，并累计42次“主持中共中央”的各类会议。其中，“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各类会议71次，“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26次，“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1次。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指导了如何利用开会进行整风，如何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等工作。针对党内外会议存在的形式化、低效化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注重会议的实效和频率，提出党委会议“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此前，毛泽东还提倡多阅读报纸，因为报纸“反映情况可以更直接、更快些”，有助于弥补会议的局限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他还提出，许多问题可以通过报纸讨论，这样“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毛泽东既肯定了会议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重视会议的工具价值，又提倡采用会议之外的辅助手段，避免了形式依赖，这反映出毛泽东的开会方法逐步走向成熟。

(三)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设与开会方法的进一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实践中，继续将开会作为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工作方式，并在系统整治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会风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开会方法。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从代表选举、会议周期等方面指导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未成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的制度安排。毛泽东认为，各界代表会议的形式很好，并将之视为团结人民、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的“极重要的工具”，强调“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还要求在报纸和广播上公开播发“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情形，借此使党的组织与各界人民代表紧密联系，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存在的“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

对于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周期，毛泽东在批评“长期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良作风”的同时，根据会议层级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召开周期。如1949年8月，他提出关于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即各县“每月或每两月至少召开一次”“每次二至三天开完”；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召开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后又在统筹全局的情况下提出，“此种会议，城市最好每月开会一次或三月开会两次，各县似以两月开会一次为宜”。他还提出要根据各地土改完成的实际情况，召开不同类型的代表会议。对于参会代表的来源，毛泽东认为，“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2月，省、市、县、区、乡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相继出台。

在领导国家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还敏锐地注意到基层工作中存在的“会多”问题，并从作风根源与加强领导方面进行纠偏。毛泽东深入剖析了“会多”的成因，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有的则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对此，毛泽东强调要在党政领导机关中反对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由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情况召集会议及调人集训，形成“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此外，毛泽东也认为青年组织中“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并鼓励青年监督执行党中央“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的决定。这一举措既保证了青年学习时能有充足的精力，也体现了毛泽东在会议实践中，针对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要求和方式的工作思路。

可以看出，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强调”严密地督促开会“到解放战争时期提出“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纠正“会多”问题，无论是建章立制还是纠偏调整，毛泽东始终将开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强调其重要性，并通过动态调适开会的各个方面，使开会始终成为党领导群众实现目标任务的“有效工具”。

综合来看，毛泽东开会方法的形成和发展，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说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开会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具体工作方法。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也将之贯彻到会议工作实践的方法和原则中。

三、毛泽东开会方法的

主要内容与原则

方法是联结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重要桥梁。毛泽东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具体参与和指导了党支部会议、党委会议、苏维埃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座谈调研会等多种形式和类别的会议，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开会原则与方法，并纠正了错误会风，规范了会议流程。下文主要就毛泽东在指导党组织会议和各类代表会议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方法原则进行分析梳理。

(一)“有了问题就开会”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的这种普遍性要求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注意现实中的具体矛盾。“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毛泽东将问题意识贯彻到会议工作之中，使会议成为集中体现和回应现实问题的重要工作方式，并形成了问题导向型的开会方法。

首先，会议的发起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例如，毛泽东提出“解决问题”是支部会议的首要意义，一切斗争和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号召党委“有了问题就开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否则“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除了工作问题，毛泽东也采用开会的方式解决学习问题。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提出先让各单位自己解答在学习整风文件中出现的问题，“解答不了的开会讨论，再解决不了交与中央答复”。毛泽东认为，“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而“有了问题就开会”，也使会议成为我们党主动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重要工具。

其次，会议讨论的必须是实际的问题。面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党员到会少兴趣”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第一条纠正方法就是“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认为这样便能使同志们的头脑也政治化实际化，从而增强党的战斗力。针对乡苏维埃代表会议中“讨论问题不切实”的情况，毛泽东也提出，“讨论的问题要实际化”。所谓实际化，就是会议讨论内容要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毛泽东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作为动员群众的重要工作方式，会议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

最后，会议讨论应当围绕中心工作来开展，保持议题的集中性。这一认识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抓主要矛盾的基本观点，即在复杂矛盾中，必须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曾指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否则便会“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具体到会议实践中，毛泽东主张讨论应聚焦核心议题与中心任务，避免分散议题导致的议而不决。他提倡在开会时应该讨论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并且每次会议讨论时应聚焦主要的问题，以确保会议讨论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即使将一两个次要的问题提上议程，也必须在主要问题上花费更多时间。毛泽东认为，如果同时讨论好几个大问题，“就会使会议得不到结果”。他还要求开会时“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毛泽东批评有的党员干部参与不少的大会小会，却对大量存在的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指出这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针对“议题不集中”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这实质上是通过排除非核心议题的干扰，集中力量去解决最主要、最紧迫的问题。

(二)“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

毛泽东提出，在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要充分占有“感觉的材料”，并经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他认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 (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开会作为中国**形成决策的制度安排，在认识过程中大致处于“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的阶段。这就需要会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可供会议决策的材料。毛泽东将这种会前的充分准备与调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提出要“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一方面，会前的充分准备有助于掌握可供会议决策的丰富材料。因为会议讨论的对象虽然是实践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但这些矛盾在未经系统梳理以前，多以分散、零碎的感性形式存在。而调查研究是从实践中获取感性材料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会前要充分准备，首要的就是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充分的材料为作决策打好基础。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主张会议负责人在会前要事先准备好具体的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比如，在古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红四军领导人通过召开工人座谈会、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等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征求工人对红军的意见。正是基于会前充分的调查和准备工作，古田会议纠正了红四军党内的错误倾向，推动了红军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做好会前的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他号召全党开展调查研究，要求“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在这一号召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于1961年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纷纷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由此，“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实一些的了解”，“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会议开得比较活泼”。最终，这次会议决定取消农村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制度，彻底解决了“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

另一方面，会前的充分准备有助于纠正那种“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的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会风。毛泽东反对毫无准备、不解决问题的不良会风，提出没有准备好就不要急于开会。他本人就曾经为了做好会前的调查工作特地推迟召开会议。1929年，在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代表们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遂建议会议推迟一周，并组织代表返回原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他指导参会代表围绕“闽西的政治、党务、土地、物价、洋货侵入、工农业破产”等各种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进行调查。在会前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大会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切合了闽西实际情况，“引导闽西革命胜利地发展”。

(三)“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互相联系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了普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由此出发，毛泽东提出了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并把这一方法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解剖麻雀”“点面结合”等具体的工作方法。将之运用于会议实践中，则体现为毛泽东所强调的会议决策前，“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从而有助于推动会议中科学决策的形成，提高会议工作的效率。

会前进行小范围“吹风会”，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沟通、凝聚共识，是毛泽东常用的会议工作方式之一。例如，会前的个别商讨、凝聚共识，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一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行动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就注重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进行深入交流，沟通思想：他常常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讨论党和红军大事，向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促使王稼祥、张闻天转变态度后，“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此基础上，遵义会议顺利召开，并“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又如1941年，党内对于如何克服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存在分歧。在1941年8月13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毛泽东在会前的耐心沟通弥合了分歧，推动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统一了经济政策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经常采用“吹风会”的方式推动会议的召开。在1953年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开展座谈会，向他们阐述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有关经济问题的政策，这既消除了工商界的疑虑，同时又为随后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议题准备。

可见，面对会议意见不一、存在分歧的情况，会前小范围的“个别商讨”可以化解思想分歧，增强认同感。从贯彻群众路线的角度来看，经过个别商讨提炼后再进行会议讨论，这种将分散意见组织化为政策方案的过程，体现了“从群众中来”的具体实践，有助于在小范围内总结宝贵经验。此外，会前的“吹风”本质上是一种思想引导，既有助于减少会议中用于澄清信息的时间，又能促进与会者对会议决策的思想认同，从而保障会议决策的顺利执行。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

毛泽东认为，“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但他也认识到，“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因此，为提升会议讨论的深度，毛泽东以贯彻民主集中制为前提，既保障与会者的批评权利，使不同意见得以充分交流，以帮助厘清复杂问题，又反对“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倡导建设性的批评;既强调参会者的平等发言权利，确保参会者的意见均能被充分纳入决策过程，又明确其依规参会的义务，维护会议的秩序与决策的权威性，从而避免无序争论，达到提升会议效能的目的。

一方面，毛泽东主张通过民主协商来激发参会者活力，保障参会者享有充分的发言权与批评权。“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如果出现争论，则需明晰是非，不能调和敷衍。“**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要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代之以活泼的秩序，以激发参会积极性。除了党组织会议外，对于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也强调，“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毛泽东主张党员要在会上公开负责地行使批评权，“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他指出那些“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的行为是自由主义的表现，要求在开会时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当面负责任的批评，向组织积极地提建议。毛泽东还主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提倡领导干部带头在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带头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在毛泽东带领下，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也进行了自我批评，这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在会上作自我批评。由此，与会代表畅所欲言，敢于承认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最终，“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

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明确参会者的义务是维持会议秩序的基础。首先，参会者有按时参会的义务。例如，毛泽东提出乡苏代表会议每次开会时需要点名，对缺席者予以标记，对于经常不参会且工作能力未提高者应开除出去。其次，根据不同的会议角色，明确差异化职责。例如，在召开党组织会议时，毛泽东认为，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要“严密地督促开会”。对于乡苏维埃代表会议，毛泽东提出，乡苏主席团的职责包括了解各村的情形和特点、注意各村群众中的困难问题等，需要抓住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将之提到乡苏代表会议上讨论，并确保村一级的各类会议“都能够按时开，开得好”。最后，参会者还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毛泽东强调，即使自己的意见在会上被否决了，也“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五)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优化时间安排以促进有效决策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既是民主集中的过程，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强调，在会议实践中要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充分调动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以促进会议的有效决策，“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

一方面，“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在会议实践中，毛泽东十分注重优化会议的时间安排以防止形式主义，确保参会者的精力聚焦于议题决策。具体来看，对于会议召开时间，毛泽东从贴合实际需求出发，注重选择参会者便利的时机召开会议。在指导乡苏的会议工作时，他主张乡苏主席团按照乡代表会议的召开时间，排定村代表会议日期，“最好在前后两次代表会议中间而比较接近后一次代表会议的日子开会”，这样可以方便乡苏常驻人员特别是主席到各村参加会议。同时为避免频繁开会干扰生产生活，毛泽东还强调，非重要问题以及纪念节日，原则上不要轻易召开全乡的群众大会。在会议时长方面，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控制会议时长。例如，乡苏维埃的“主席团会议最好在吃晚饭后，开会时间不要多过两点钟”。村代表召集的小单位会议“要在大家得闲的时候开”，“时间有一个钟头就够了”。毛泽东也提倡控制党组织的会议时长。例如，讨论政策的干部会议人数不需要过多，若事先准备充分，“会议的时间亦可缩短”;而传达政策的会议，人数可以多些，但“时间亦不可过长”，“只有整党性质的高级和中级的干部会议，人数可以多些，时间亦可以长些”。会议时长的控制因会议类型与场景不同而存在差异，既保障了关键议题的充分讨论，又通过“时间约束”避免了参会者精力分散与疲劳，有助于调动参会积极性，提高决策质量。

另一方面，“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会议的有效决策，既依托于时间优化所促成的参会积极性，也取决于党的正确政治领导所提供的方向引领。毛泽东始终强调，党要加强对会议的政治引领以确保其为革命和建设目标服务。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便强调党对苏维埃代表会议的领导是“十分紧要”的，要求上级领导参加下级会议。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尤其强调领导骨干“指导恰当”的重要性，认为“指导恰当，运动就能胜利，会就可以开好;指导不恰当，会就开不好”。此外，在市和县的各界代表会议召开时，“省委必须充分注意给予指导”，并且要在会前的代表产生与会议筹备中，加强党的政治引领作用。毛泽东提出，在保障会议代表来源广泛的同时，“**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应超过二分之一”，以确保决策的通过;会前党委可召集党员代表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方针，条件允许时可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总之，要在党的领导下，使会议有效联结党的意志与群众诉求，实现二者之间的内在统一。

四、毛泽东开会方法的启示

作为毛泽东长期运用的一种重要工作方式，开会对于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面临的矛盾与挑战也更为严峻，这对在治国理政中发挥战略部署、动员落实等重要作用的会议工作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背景下，如何在切实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的基础上更高效地开会，成为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的开会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择要来说，一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始终围绕中心工作精简会议活动。二是要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会议讨论的深度和质量。三是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推动会议决策转化为群众行动。

毛泽东开会方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会议工作实践中的贯彻和延伸。新时代，要有效吸收和借鉴毛泽东开会方法，就要系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进而言之，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总结和升华了中国**百余年奋斗经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方法论精华，是中国**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必须认真学习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贯彻到会议实践的各个环节。唯有如此，开会才能真正实现解决问题、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科学决策、推动落实等目标，从而切实改进会风，全面提高会议工作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