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樊鹏老师《科技右翼：美国流民政治结构中的暗黑能量》一文。“科技右翼”的兴起是当今美国政治转折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背后折射的是美帝国体系与国内工业结构之间的深层运行矛盾。本文以马斯克、彼得·蒂尔等硅谷精英从自由派阵营转向反建制的政治轨迹为切入点，勾勒了这一新兴政治群体独特的精神谱系与加速主义逻辑，并揭示了这一风向急转背后所蕴含的美国流民社会属性与新旧资本裂变的时代症结。科技右翼群体塑造的全新政治姿态，体现出新工业科技精英对于帝国高昂制度成本与进步主义道德官僚体系的不满与反抗。另一方面又体现出美国在全球扩张红利衰减时，数字精英介入跨国民粹运动时的现实破坏力和自我认知的虚幻性。重审“科技右翼”思潮，有助于打开理解当下美国政治机器运转危机与全球秩序重构的思考维度。

本文原刊于《东方学刊》2025年冬季刊，【资本主义新动向：“封建”还是“加速”?】专题，感谢各方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科技右翼：

美国流民政治结构中的暗黑能量

文|樊鹏

如果要为近年的美国政治剧变寻找一个值得观察的转折点，硅谷可能是重要入口之一。过去二十年间，科技世界通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的盟友，它崇尚开放、支持多元、亲近民主党，是美国政治图谱中相对温和与进步的力量。然而，在短短数年内，风向急转。一批在美国新兴科技产业中迅速崛起的企业家、投资人和意见领袖，他们从自由派的传统立场中抽身而出，转而以去监管、反“觉醒”、反建制为旗帜，形成了一个群体轮廓清晰、价值主张鲜明、政治姿态高调的新政治群体，而且已然在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掀起一股政治浪潮，这便是所谓的“科技右翼”群体。理解这股力量的发展，有助于更准确把握当今美国政治的新格局和新变化，并借此了解更广泛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政治转折。

一、 科技右翼兴起是观察美国政治转折的一个重要视角

十年前，当美国即将迎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这一重大政治变局之时，美国科技界的政治风向也在悄然转变。“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这一变化起初几近细微无声，却在此后逐渐显现甚至蔚为壮观，其在埃隆 · 马斯克(Elon Musk)的个人政治轨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马斯克还曾是奥巴马的支持者，还公开投票给希拉里 · 克林顿，被看作民主党创新叙事的代表人物。然而，自新冠疫情以来，加州政府的封控政策与特斯拉的经营冲突，民主党政府掌控的行政机构对特斯拉、SpaceX等企业和科技研发项目的大规模监管和调查，以及马斯克本人对美国左翼“觉醒”文化的极度不满，这一切使他彻底脱离了自由派阵营。¹当他将特斯拉总部迁往得克萨斯州时，这个行动本身已不仅是商业决策，更像是政治宣言。同期，他对推特的收购和更名，更像是一次实质性的政治行动。从那时起，马斯克的政治言论愈发尖锐，对民主党的批评逐步升级为公开敌意。2023年他暗中资助罗恩 · 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参选，2024年更在特朗普遇袭后公开支持共和党，2025年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启动后参与政府效率部的组建和系列行政改革，启动了对进步派阵营的斗争。马斯克的经历折射出一个特殊群体的转折，硅谷科技从被民主党庇护的创新力量，转变为反对进步主义建制派的政治异端。

Space X 公司

事实上，除了马斯克之外，包括网络货币PayPal创始人彼得 · 蒂尔(Peter Thiel)、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戴维 · 萨克斯(David Sacks)、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 · 贝索斯(Jeff Bezos)、甲骨文前首席执行官拉里 · 埃里森(Larry Ellison)、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的联合创始人布莱恩 · 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等人，他们长期以来都在以各种形式从事具有“反动”性质的政治活动，或以公开身份表示右翼观点，或在其公司内部压制“觉醒”激进主义，或发布一系列反拜登政府的推文。此类事件并非个别，那些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与民主党深度合作的科技巨头，后来普遍对民主党政府持怀疑态度。

拜登政府针对加密货币、数据隐私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监管政策，被科技右翼群体视为民主党政府“敌视创新”的象征。在他们看来，所谓的产业政策已经异化为遏制企业自主和发展的官僚干预。科技右翼群体一直在质疑，为什么拜登政府会反商业、反工业?科技右翼群体最初依靠戴维 · 萨克斯创办的“All-In Podcast”等新媒体平台，形成一个极为独特的舆论圈，他们将科技界的怨气迅速转化为一种系统性的政治叙述：进步主义政权站在监管者与工会一边，而科技创业者才是推动美国未来的真正进步力量。这种政治话语在硅谷内部迅速传播，许多过去自诩为自由派阵营的中间派企业家开始动摇，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愈加模糊，在心理上日益同进步主义的政治文化和自由派的价值体系分道扬镳。

先前关于美国科技右翼的众多讨论指出了美国的政治正在发生更深层的变化，但多数将这一变化的核心指向：科技右翼推动塑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整合方式，他们试图通过算法和数据控制来取代传统的进步主义旗帜下的民主辩论和选举政治，并重新定义政治过程和政治影响力。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技术确实是科技右翼群体所具备的重要属性和出色能力，但这类问题不应作为政策学讨论的中心问题。我认为，更核心的是政治现实问题，这就是美国正在发生的政治系统的剧烈变化和文化领域的激烈斗争，应当把科技右翼群体纳入这个过程来研究。

具体来说，通过观察科技右翼的行为选择以及他们同其他政治群体的互动，研究者能够看到美国社会政治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至少到目前来看，他们的行为揭示了一个长期被掩盖的事实，即科技资本与美国进步派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不牢固，他们似乎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结成的临时联盟，这为理解代表美国国家实力的科技工业集团同美国国家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以奥巴马时代提出的“创新民主主义”为例，奥巴马在多次演讲中将“共情”(empathy)能力视为民主政治与社会进步的基石，并将其视为左翼进步主义的道德基础。在这一时期，方兴未艾的美国科技界与进步派政府之间形成了某种契合，即民主党政府提供有利于竞争的制度环境，科技界则贡献创新能力和发展动能。然而，随着进步主义议题逐渐从推动技术创新转向强调社会公平与身份平权，这种联盟的基础开始动摇。与此同时，那些曾处于创业阶段的科技企业，已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巨头。随着技术精英的角色从创新者转变为掌控垄断性科技力量的主导者，他们与“进步政治”之间原有的合作关系也逐渐出现裂痕，温情脉脉的“共情”叙事被新的政治对立所取代。

美国的科技集团同国家之间似乎缺乏一种有机的和有效的链接，缺乏一种类似于传统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系统之间相对稳固的能够共存的基础。两者之间这种彼此的排斥和疏离，不仅要从现代技术力量自身的一般性特征来解释，还要从美国这个国家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及权力运作体系和运作方式上来寻求答案。科技右翼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勃兴，不应仅仅被视作硅谷科技企业家政治心态或哲学立场的异化，也不能简单归因于美国党派更替或选举周期的波动，它更应当被理解为美国社会政治运转发生深刻变动的征兆。

这一力量不仅对美国政治正在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原有国际政治格局、全球化发展范式乃至文化意识形态，均可能带来一定影响。越来越多的现象揭示，科技右翼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硅谷的思想边缘，它正以硅谷、奥斯汀、迈阿密等新兴科技中心为节点，向全美乃至全球蔓延，成为一股隐秘却持续壮大的政治暗流。它不仅重新定义了科技精英的政治身份，也可能为全球范围内的本土右翼和民粹主义运动注入新的活力与资源。

硅谷地图

科技右翼的兴起折射出美国帝国体系在全球层面所面临的压力与转折——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全球右翼民粹主义的回流，进步主义意识形态被新旧工业集团揭批缠斗，种族问题以新的高亢激进形态步入美国政治运行轨道——这一切都预示着美帝国要经受新的严酷考验，传统的帝国运行模式进入了新的调整期。

二、 科技右翼群体拥有极富个性的精神气质和改革思绪

若将“科技右翼”视为一股政治风潮，容易高估其偶然性;而若将其理解为一群人的精神谱系，则更能洞见其中相对稳定的思想内核。在我看来，这一群体更多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类型，而非一套系统的政纲或行动纲领。

那些被归入科技右翼群体的代表人物，包括彼得 · 蒂尔、埃隆 · 马斯克、戴维 · 萨克斯等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生存经历和文化底色：大多出身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家庭，尤以欧洲、南非、加拿大的白人移民为主;具备高度的专业能力、理性主义的气质和创业家式的竞争伦理。在美国的经济产业结构里，他们是最能创造财富与实现技术突破的一个群体，自认为是美国国家实力的重要贡献者和核心支撑，是美国科技经济运转的关键力量，但在政治与文化版图上却长期处在一种边缘位置。这种身份上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在心理上既自信，又疏离;既认同美国制度，又对其深怀不满。

基于上述分析，就能理解为何科技右翼群体通常会以“未来派”的姿态介入政治。他们与特朗普的MAGA运动相比，在相对于进步派阵营的边缘地位和反建制情绪上有显著共振;但科技右翼群体与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民粹主义之间仍然存在根本差异，那些日渐暴露出来的分歧，不仅在于政策层面的冲突，更根本的还是哲学立场和信念上的差异。MAGA运动的精神核心是通过“复古”以“重建”，他们渴望回到那个“失去的美国”，回到被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工业时代与种族秩序。对特朗普来说，如今还不如回到一百多年前某个令人愉悦、充满信心的早晨，当时美国还不是超级大国，也没有全球性的军事力量充当世界警察，但当人民遇到危险，政府可以毫不犹豫地保护自己的人民。²他利用了白人劳动阶层的焦虑，虚构了一个“谁的美国”的文化意向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而科技右翼的逻辑则是“加速”与“重启”，他们并不关心那种复古的美国梦，对特朗普口中的“伟大过去”毫无兴趣，对白人血统问题更是不屑一顾，他们相信的是通过技术革命重新构造社会和政治结构，这也是他们被称为“技术加速主义”的原因。如果说前者依赖信仰与身份的记忆来实施动员，那么后者则更倚重某种文化哲学与技术创新的逻辑来进行政治说服。

这种精神和文化倾向的社会学根基，其实是某种高级流民特征的反映。³科技右翼群体是现代资本主义最成功的一批都市流民，跨国家、跨地域、跨行业、跨平台迁徙，依靠技术、资本和组织能力赢得社会地位。他们赚到钱之后获得自信，而后迅速进入一种自我肯定和自我升华的状态，把自我肯定的倾向升华成为一种神圣使命，通过自创学说的扩散得到大批信徒，并成为一个所谓的有影响力的政治群体。财富解决了他们作为移民后代的安全感问题，技术能力催生了可被塑造的新的世界图景，接下来便是把商业成功转译为政治使命，要做美国社会的政治精神导师，要塑造新秩序。

彼得 · 蒂尔是最值得解剖的个案。他作为来自德国西南部施瓦本地区移民的后裔，既有施瓦本传统的神秘鬼祟的哲学气息，又有新大陆企业家的实用主义特质;既是加密货币与科技资本领域的一等高手，又有一种难掩的末世感与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他的精神底色中，确实蕴含着浓重的德意志哲学式狂想，这一判断并不夸张。我注意到，彼得 · 蒂尔在多次访谈中都流露出一种近乎羞涩的气质，而这种羞涩，往往是对自我优越感与精神高度的一种隐秘肯定。羞涩与残忍更是一对同义词，是互为镜像的两个性格维度，羞涩的外表之下时常潜藏着冷峻的残酷。这种温情与残忍并置的性格张力，正是科技右翼修辞的典型特征与精神标本。从蒂尔的讲话中，还可以感受到他拥有一种十分独特的语句结构，反映的是他独特的秩序构思和改革思绪。他善于把复杂社会压缩成一套可被设计、可被加速、可被跨越的所谓工程结构和工学进程，他的许多句式都带着这样一种结构，要点、演绎、范式跳跃，接着又是新的要点、新的演绎和突然之间的范式跳跃，像是为现实世界编写的一份政治工程纲要和装配流程说明。

蒂尔身上的那种精神特质同历史上的施瓦本传统十分契合。理性得近乎偏执，同时又带着一点玄学的阴影。他从小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长大，后来又在美国接受了理工科的训练，两种气质交织在一起，造就了他今天的那种奇异的精神气质，冷静、精密，但又始终怀着一种想要重塑世界的哲学冲动。在哲学上可能是构成一种理想，但放到现实世界里，就变成一种控制的幻想。他把社会看作可以设计的系统，把政治看作可以加速的流程，仿佛只要代码足够完美、逻辑足够清晰，世界就会照他所构想的图景来运行。

仅就蒂尔的这种哲学认知结构，就已经同作为科技右翼假想敌的左翼进步主义阵营划清了界限。后者无论是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改革，还是民权运动，抑或是如今以达沃斯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思路，本质上都偏向制度的修补，讲究的是建制体系的稳定性与可持续;而蒂尔所代表的加速主义哲学则完全相反，他要对系统实施重启，强调速度、效率与重新洗牌的效果。基于蒂尔的主张来看科技右翼同MAGA运动的分野，同样非常清晰。后者要实现历史尊严和文化秩序的恢复，以及福特式工业组织形态的回归和重塑;前者虽然同样尊重美式工业组织形态，同样强调效率优先，但它们所倚重的实现机制差别巨大。MAGA阵营更看重通过宗教组织、电视广播与大型集会这些传统机制来促进政治愿景的实现，这在查理 · 柯克(Charlie Kirk)领导的美国校园组织中得到了较好体现;而科技右翼要构建的是未来秩序，在他们的组织中并没有MAGA运动的那种阶级脸谱特征，而更像是基于人工智能创造的无数个虚拟智慧体的编码式组合。简而言之，两者在反建制上虽然可以共振，但在世界图景和落实机制上几乎无法调和，这注定了两者必然会分道扬镳。

蒂尔的思想特质透露出典型的德意志哲学底色。在他那里，你可以看到黑格尔式的“绝对理性”，尼采式的“超人意志”，甚至还有一些胡塞尔式的方法论上的逻辑严格性，这些都是蒂尔所形成的那种独特语句结构的文化参照物。尤其是黑格尔式的那种绝对理性的信念。黑格尔认为世界的变化都有其逻辑展开的必然性，历史是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蒂尔把黑格尔那里的精神的自我实现替换为科技右翼群体的技术的自我实现。他坚信，社会可以被重新设计，政治可以被加速运行，只要掌握了足够的知识、技术和资源，就能让历史在更高效的路径上前进。这种想法看上去是现代的，但骨子里仍然是黑格尔那套哲学范式的延续，一种把世界看作有机整体的信仰，一种认为混乱只是秩序的中间状态的自信。这种理性带着神秘的自负，也带着德国式的孤独，那种相信自己能看见全局和整体，却又始终怀疑他人是否能理解自己的孤独，这或许就是他在谈话中时不时面露羞涩的原因吧!

体会蒂尔的精神世界，还可以感受到一种类似黑格尔式样的空间混淆，他们都不太区分现实、理论和想象的界限。蒂尔式样的精神发狂与黑格尔式的神棍特征，都是某种特殊思绪在新空间中的并置和跃进。这方面可以通过对比霍布斯的政治论述加以说明，霍布斯借用利维坦解释了一个政治上不可能由一个人主导的事物，为此他的空间划分是清晰的，哪些是现实生活，哪些是人力所能企及的理性能力的边界和成果，哪些是人所无法主导的宿命，这三者各有边界，人只能在错进错出中寻求可能的政治方案。这意味着，针对几个不同的维度和空间，需要一些隔绝的本能或能力;但是持久的区域气候与神秘气氛，关于罗马的久远的魔幻历史文化想象，让施瓦本人总是会不时打破三者之间的界限，把现实生活、历史宿命和理论拟制混为一谈。

反映到蒂尔那里，他的叙述风格恰恰是在不断打破这种边界，他的表层是语句逻辑的连贯，深处却是不断越界，把经验世界、思想世界与工程世界强行糅合在一起，把技术实践当成历史命运的延伸，又把资本运作当成理性秩序的体现，甚至将个人层面的成功视为一种文明的自我验证。黑格尔打破界限是为了神化国家，从而实现对德意志民族的动员，叔本华曾多次恶攻他是“无知的江湖骗子(unwissender Scharlatan)”⁴，胡塞尔打破界限是因为犹太群体的求生本能，而蒂尔打破界限的目的却不得而知，只能暂且把它归结为这个新贵群体的某种德意志精神病灶。

三、 科技右翼的本质是美帝国主义发展内在矛盾深化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科技右翼的崛起是一种思想运动，它更深的根源仍要回到美国作为帝国和国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具体而言就是全球资本依附美国运行与美国社会自身运行的矛盾。

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帝国模式，尼尔 · 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将之理解为某种“输入型帝国”，这是相比于英帝国那种依靠资本输出、殖民地开发的帝国而言的。美帝国体系的基础不是工业生产，而是资本流动与信用机制。美元成为世界的避险资产，美联储成为全球金融的中枢，美国用国债和货币稳定性换取国际影响力。换句话说，美国创立的新帝国金融体系仅仅承担着为全球经济运转提供资本流动性和信用安全的职能，它本质上无需参与任何工业生产，便可实现对全球人力与资本的持续吸纳与回流。这一结构在战后几十年内看似稳固，但它却悄然掏空了美国的工业根基。

《文明》

尼尔 · 弗格森 著 \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存在两个“美国”：一个是作为帝国存在的美国；另一个是作为国家存在的美国。前者依赖军事、金融与科技维系世界秩序；后者则承受着制造业外移、社会分化、阶层固化的现实代价。当帝国机器顺畅运转时，内部矛盾被国际金融繁荣所掩盖;而当全球化的红利开始衰减之时，美国的问题便重新浮出水面。弗格森认为，美国演变成了某种“说不出的帝国(an empire in denial)”，简单来说就是，美国要维持全球影响力，这是实质上的帝国行为，但又不愿为此承担帝国所需的成本和责任。⁵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框架来理解美国当下的政治。

美国不可能既是强大的帝国，又是成功的工业国。在工业国的衰落中，白人中产的失落感与工业资本的不耐烦，共同构成了特朗普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而科技右翼的出现，则代表着另一种形式的反叛，这就是资本主义内部技术派精英群体，对帝国运行高制度成本的反抗。他们不是要摧毁资本主义，而是要剥离掉那一层他们眼中的“寄生结构”，这就是由犹太正义、进步主义和政治正确所共同构成的文化意识形态体系，以及由联邦监管机构、律师为代表的法律党专业精英以及美国大学文化精英群体所构成的制度体系。

在战后美国的文化秩序中，犹太知识分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麦卡锡主义被大规模持续进入美国的犹太精英群体反制之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逐渐由犹太左翼进步主义所定义，美国的国家情报系统和国防科技则由犹太右翼群体所主导。犹太群体借助《塔木德》系统的智识传承，为战后的美国社会以及所谓的全球开放体系构建起了新的道德秩序，自由、人权、多元、政治正确成为美国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支柱。这一以价值合法性为基础的秩序，在冷战时期曾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支撑，但对于美国国内的生产性组织而言，它反而演变成为一种高制度成本的治理结构。媒体、大学、智库与公益机构等进步理念的承载体，也随之形成庞大的道德官僚体系，成为社会创新与企业效率的制度性约束。

如果说历史上的犹太左翼进步主义群体，是在福音派白人团体和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氛围中实现的所谓“觉醒”，那么当今的科技右翼群体，正是在犹太左翼进步主义群体成为新的建制结构和当权派之后的政治环境和气氛中觉醒的。他们痛恨厌恶冗长的官僚程序与不断叠加的行政规则，痛恨在所谓政治正确和DEI价值(“民主、平等、包容” )裹挟下不断强化的行政监管，痛恨一系列行政规制和监管流程背后的“律师党”。科技右翼把进步主义的政治伦理看作帝国衰老的象征，这是因为后者用觉醒价值的道德劝化取代工业社会的效率竞争，用敏感复杂的身份政治稀释科技创新精神。

在科技右翼看来，美国的衰退并非资本主义惹的祸，而是政治主体和政治运转的问题，是在“谁来统治”和“如何统治”这个根本政治问题上出了问题。当一个工业社会试图过度依赖道德自省与程序正义来定义和证成自身，自然会耗尽自身的创造力。值得指出的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以来开展了对美国司法体系的斗争，同样试图把法律专业主义压制在地，这是他同科技右翼群体的共同立场。他们共同的敌人不是某个政治家，而是体制本身，是那个由联邦监管官僚、律师党、左翼媒体以及由犹太资本和理论精英所掌控的大学共同维持的旧秩序。

在这种政治分裂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20世纪早期的亨利 · 福特曾对华尔街和新闻界的犹太人怀有强烈敌意，他痛恨犹太金融资本的操纵和舆论的虚伪，认为这些人摧毁了美国工业社会的精神。福特组织编写和出版了《国际犹太人》杂志，持续攻击犹太金融寡头，甚至公开赞扬德国的民族工业精神。那是出自工业家的某种直觉式反抗，福特把生产者与创造者视为“真正的美国”，把金融与舆论精英视为寄生的政治上层。马斯克与福特之间有某种隐秘的继承关系，他们都对制度的虚假正义深恶痛绝，都对左翼进步主义道德立场有着切肤之痛，都崇尚效率与速度，都相信可以通过技术来重建社会秩序。不同的是，福特的时代还相信机器和工业能拯救美国，而在科技右翼所处的当今时代，只能依靠极端的政治立场和更激进的政治动员来加以摧毁，并在死灰中复求更生。

马斯克在X平台上宣称要“去监管”“削减官僚”“解放创新”时，他并不是在简单地为企业利益辩护，而是在执行一种他自己定义的政治使命。这种使命延续了福特式的工业理性，却又戴上了数字时代的面具。他发动的DOGE运动，表面上是削减行政成本、整顿低效机构，实质上是在挑战进步主义百年来所构筑的治理系统，那些以左翼学者为核心的正义理论、国家理论与法学体系，是战后美国国家机器合法性运转的重要基石。马斯克与科技右翼对这些机构的冲击，本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复仇，他们试图以所谓工程师的正义来取代犹太学者的理论正义和所谓的司法正义。

这场斗争的本质根植于美国自身的矛盾之中。作为美国资本主义两翼的金融与工业，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彻底分裂。金融资本掌握着话语权与全球资源的配置权，而工业资本则被迫退居幕后。当全球化的红利不再，美国内部重新出现了“生产型精英”与“制度型精英”的对立。科技右翼正是前者的政治自觉，他们代表着仍在创造实物、生产利润的那部分新资本的力量。如果说特朗普的白人工业民粹代表的是底层的失落，那么科技右翼代表的则是上层的焦虑，他们不再信任帝国的所谓全球化规则，也不再相信旧秩序的所谓结构稳定性以及小幅度修补调适的可能性。

显然，科技右翼并非凭空出现的思想潮流，而是作为帝国的美国和作为工业国的美国遭遇运行矛盾和运行困境的产物。全球资本依附美国的帝国结构运行，美国也依靠全球资本循环维系，但这种循环的收益已经越来越集中在金融与监管体系中，早已远离了实际创造的工业部门，而后者才是美国社会自身运行的主要依靠。科技右翼的愤怒是被排除在核心政治圈层之外的工业资本的愤怒，他们希望通过技术革命重新掌握所谓历史主动权。他们批判进步主义的虚伪繁缛，攻击进步主义正义体系的道德绑架，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替代方案。无论是他们提出的“加速”还是“重启”，正如前面对蒂尔哲学构思的分析那样，在本质上都仍是一种缺乏现实支撑的精神幻想。

回望这一历史进程，可以针对美国的困境做一个小的归纳。美国既无法回到传统工业时代的秩序，也难以维持帝国时代的持续稳定，更无法做到“既要又要”的目标平衡。科技右翼的出现，不过是这种断裂的一个出口。福特的幻觉、麦卡锡的执着，马斯克的狂热、特朗普的喧嚣，都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声：一个帝国在失去工业根基后，如何面对和解决自己制造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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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准确认识科技右翼在美国流民结构中的影响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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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美国呈现出一种流民社会形态。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它一直依靠流动性来构筑社会、维持秩序、制造动力。尽管新的人群不断向北美流动，社会规模不断向前铺陈，但社会内部流动并未形成体现阶层跃迁的律动，更没有产生有助于政治共同体向心力的文化，北美社会的意志整合只能依靠在流动中创设的一些临机性政治机制，以及在投机获利中临时的利益和价值分配，由此流民特征构成了美国社会运行的基本底色。⁶

支撑美国相对稳定性的流动状态的是历史机遇给予美国的持续发展和胜利。美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胜利的历史，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从西进运动到工业崛起，从进步主义运动到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从民权运动到冷战终结，甚至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前还在推进中的北约东扩，美国似乎总是在赢的路上，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胜利带来扩张，扩张带来新的边疆，而新的边疆又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

在这条不断胜利的发展道路中，犹太群体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他们在美国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流民社会内部运行逻辑的结果。犹太人本身就是历史上最典型的流民族群，在欧洲大陆遭遇持续的政治挫折之后，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群体性流入北美大陆。凭借延续数千年的神学与智识传统、在近代欧洲积累的资本与金融能力，以及19世纪以来在宗教复兴、社会运动和政治组织中的实践经验，一批具有犹太文化背景的知识与经济精英在美国的发展进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的思想资源、组织能力与制度创新成为美国现代性的最重要推手。

从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到战后全球生产体系和福利国家的建立，从左翼民权运动的发起到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构建和阵营对抗，犹太知识分子逐步塑造了美国社会的精神图景。尤其是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被反制之后，犹太群体的知识与政治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盖过旧有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精英。部分具有犹太背景的知识精英脱胎于老左翼所构建的知识分子与劳工联盟，他们在新的思想与理论框架下，推动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平权运动，逐渐形成了以进步主义为核心的新左翼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思想群体在法律、大学、媒体与智库等领域取得了制度性影响力，成为北美社会的重要知识与政策中枢。⁷

20世纪中叶，作为美国社会学激进派先导的左翼知识分子，查尔斯 · 赖特 · 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思想滋养了穆瑞 · 罗斯巴德(Murry Rothbard)、哈耶克(F. A. Hayek)和安 · 兰德(Ayn Rand)等一批所谓“北约知识分子”，他们共同为战后犹太全球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消费社会扩展以及1960年代之后的国际新左翼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扩张提供了道德论证。⁸

从上至下：米尔斯、罗斯巴德


从上至下:哈耶克、安·兰德

作为这一精神秩序所服膺的外在制度化形态，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新帝国体系应运而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体系运行顺畅，曾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结构性框架。体系的流动性由战后充足的资本与移民维系，而权力的道德合法性则由进步主义历史叙事和所谓“北约知识分子”的国际大合唱来提供。只要持续胜利，冲突就能被吸收，差异就能被整合，进步的机器就能继续运转。犹太金融精英、美联储、华尔街资本、军工复合体、国会与司法体系、进步派NGO，这些机构构成了美国的政治骨架，它们像一组自我修复的齿轮，不断调整、修补，确保这部机器不会停转。长期以来，美国社会把这种偶然的历史赐予当作历史的必然，把胜利视作永恒状态。

然而，胜利终究不是宿命。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流动性持续收缩，人力资本红利逐步衰减。以战后产业资本主义全球化为驱动力、以美元作为流动性支撑为基础、延续半个多世纪的世界经济扩张周期出现历史性转折。与此同时，欧亚各主要地缘板块的政治结构趋于稳固，国家治理能力普遍提升，北美在全球体系中的独特稳定性地位开始被削弱。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伴随工业回流计划的持续受阻，全球地缘政治波动的不断加剧，美国的技术优势又被迅速追赶甚至反超，支撑流民社会的那种持续胜利的节奏被突然中断。

一个建立在持续流动性和不断胜利之上的国家，第一次直面停滞的现实。过去，美国可以依靠扩张化解一切危机。但是当持续扩张戛然而止，社会随之出现分配性难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对此，在人类过往的社会中通常都是通过政治共同体内部的融合机制和补救机制来加以应对，需要的是各政治群体的向心力、同理心来共克时艰。然而，习惯了自由竞争的流民社会，从未进行过真正的社会共同体建设，如何克服这些前所未见的新危机无疑是一大考验。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转折中，科技右翼登场了。他们似乎认为，技术革命可以重新打开一扇流动之门;他们相信，只要重启科技的引擎，美国就能重新获得新的历史机遇。马斯克要重塑交通、能源与太空，蒂尔要重写市场与货币逻辑，马克 · 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要重建资本与国家的关系，他们都在不约而同地试图以技术之名让社会再次流动起来，让美国重新踏上先锋之路，从而改写和创造人类的历史。这个故事的实质更像是一个突然崛起的新移民群体试图用一个新的发展蓝图来轻松蛊惑一批人。然而现实中，他们的努力很快碰上了美国流民结构的深层阻力，即那个由犹太精英和金融资本及他们所资助的大学体系和左翼舆论所编织的权力网络，以及由各类司法体系、法律机构、联邦行政机构和大学文化精英体系所构筑的制度体系。MAGA运动和科技右翼甚至不约而同地认为，在美国，联邦行政体系本身就是那个“深层政府”!

当传统的政治手段失效，他们于是转向了更激进的方式进行反抗，这就是在当今美国政治运转中时常出现的通过政策极端化和政治主张极端化来获取支持、掌控权力的乱局。特朗普的政治实验为他们提供了模板，当体制无法改变，就去摧毁体制的信任基础，让中国政治文化中常说的“掀桌子”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策略。科技右翼凭借更雄厚的资本和更前沿的技术，将这种破坏力放大为左右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以Substack、播客平台与X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型媒体矩阵，正在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政治传播体系。它不依赖传统政党或组织结构，而是更多依靠愤怒的情绪与流量的逻辑。遗憾的是，这一体系似乎并没有解决任何已有的问题，它只是让那些严重的问题在政治上得以无限放大。如果说科技右翼在美国真的发挥了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他的技术工具，它让更多极端力量以及试图利用极端力量获得政治能量的野心家拥有了新的动员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右翼与美国的新社会运动意外合流。青年右翼的激进派，如已经被刺杀的保守派活动家查理 · 柯克(Charlie Kirk)所创办的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组织，以及95后政治人物尼古拉斯 · 约瑟夫 · 富恩特斯(Nicholas Joseph Fuentes)所代表的名为“格鲁珀军团”(Groyper Army)的Z世代激进政治派系，他们成为了科技右翼的天然盟友。尽管这两个青年右翼组织都是要吸引青年人的注意力与愤怒，但因争夺的是同一个战场，它们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竞争对抗。科技力量对民主党左翼激进势力的加持，在纽约州的新晋州长选举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⁹科技右翼并不直接动员群众，他们显然是洞若观火，默默搭建情绪流淌的通道，让愤怒和不满不断地流动、聚合。

无论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方案，还是科技右翼的技术化方案，抑或左翼的极端道德化方案，都是同一结构和矛盾的不同出口。只是相比而言，技术方案的政治性貌似较弱，但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想象中的社会改造的所谓加速效应，可能远远落后于它对于现实政治运动的加速效应，而且这种激进运动一经启动，便没有边界，也没有尽头，不可预估。表面上看，美国仍在有效运转，司法体系仍在裁决，国会仍在争吵，选举仍在举行，但如果宏观结构上考虑到美国社会的流动机制的逐渐折损和消失，中层结构上考虑到青年世代激进政治的持续发酵和蝶变，那么关于美国政治系统稳定性的预设，会不会只是某种惯性的幻象?

五、 对全球本土右翼民粹主义的鼓动

近两年来，科技右翼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动作，即把国内的反进步、反建制情绪“出海”，试图把风靡世界的本土民粹主义演变成一场右翼跨国行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输出，同时也是在尝试一次国际政治工程，它既要进行全球新右翼的政治动员，也要试图改写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乃至国家间关系的旧有规则。

作为最直观的例子，就是马斯克2025年9月13日在英国极右势力集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当时在伦敦举行了一场由极右人物汤姆 · 罗宾逊(Tommy Robinson)组织的“联合王国”(Unite the Kingdom)的集会。马斯克通过视频连线发表演讲，使用了“暴力正在来临”(violence is coming)和“你要么反击，要么死去”(you either fight back or you die)这样的煽动性语言。这场发言在英国掀起强烈反弹，唐宁街公开批评其言论“危险且有害”，英国议员与媒体纷纷谴责他以“暴力犯罪潮”为由，煽动“反击时刻”的论调。¹⁰

这里的要点并不只是马斯克个人演讲的夸张风格和胡作非为，而在于其象征意义。一位掌握巨大数字平台与社交话语渠道的科技巨头，公开在外国的极右翼场合发表极具动员意味的话语，这本身就是一种上帝视角的权力姿态。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事实，即数字平台的所有者可以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的旗手，他们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把一国的愤怒链接或嫁接到另一国的愤怒上去，把局部情绪变成一次更大范围的跨境运动。这种能力的运作机制并不复杂，但危险性极高。长期以来，民粹政治依赖的是本土的地缘、历史与社会矛盾;现在，民粹政治又可以依赖对跨国情绪具有技术支配力的基础设施。

把这种动力投射到国际层面，会带来一些清晰后果。第一是情绪的激化。本来局限于某国的愤怒和身份冲突，通过平台迅速传播到政治语境相近的他国，成为当地激进组织动员的资源，形成本土化的极端政治话语和政治力量。第二是模式的输出。美国的科技右翼并不只是传播情绪，他们同时输出策略模式，例如前面提到的查理 · 柯克的“美国转折点”组织和富恩特斯的格鲁珀军团，虽然它们都属于右翼保守组织，但它们在动员策略方面丝毫不逊色于传统的左翼激进组织。这类新右翼组织既有美国历史上北方青年团的宗教仪式感和德意志美学特征，又在成体系化的社交网络和组织能力建设方面具备最新技术的加持。正因如此，它们不仅能够影响美国的校园选举，也牵动着州和联邦的竞选，甚至足以在短时间内在大学校园或某个区域范围内掀起一场社会革命。

“扯虎皮、拉大旗”是对这类行为最恰当的描述。在美国内部难以立即实现的目标，可以借助国际化的舞台、借助其他国家的矛盾来推动。科技右翼不满足于把美国国内的建制撬松，更希望把这场行动延伸到全球各地。因为在科技右翼群体的逻辑中，反进步主义不再是单一国家的任务，而应成为多个国家同时面对的共同事业。因此，一旦某国的民粹力量与科技右翼发生联结，就会看到一种放大的连锁反应，由平台提供流量与组织方式，本土力量提供地面执行，两者合力把局部冲突升级为对本国建制派的系统性挑战。2019年的香港黑暴运动实际上就是这类国际化的政治实验的先例。

最近，曾做过意大利总理马泰奥 · 伦齐(Matteo Renzi)高级顾问的朱利亚诺 · 达 · 恩波利(Giuliano da Empoli)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警告欧洲各国要认真对待美国科技右翼的跨国政治动员。在他看来，传统的政治辩论正日趋沦为“互联网规则下的丛林”，西方式民主被转化为一场没有仲裁和规则的零和对抗，达 · 恩波利还把目前的情势描绘为“数字版索马里”。在他看来，当各方不再承认共同的政治规则，都试图在最短时间内摧毁对手的存在时，原有的基本政治机制就会被侵蚀殆尽。科技右翼与本土民粹政治的结盟，正是对当下政治无序化局势的利用与操弄。他们通过削弱乃至破坏对手的合法性，来迅速积累政治资本与舆论优势。¹¹

正如前文所说，科技右翼的长期影响在于，该群体带来的影响更多是一种松散的文化和精神类型，而不是一份严肃的政治行动纲领。他们中间，有人更偏向技术乌托邦，有人更偏向现实政治介入，有人更偏向纯市场操作。但作为整体，他们既没有相对完备的政治系统，也很难对外长期承担责任，因此并不宜高估科技右翼群体对美国政治体系的实质性影响。他们起初仅仅是基于本能的一系列政治动作，像一个随意飞行的“流星锤”，对美国社会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干扰，但不会对系统造成持续影响。

至于技术被其他群体在政治选举和社会动员中的利用，以及是否会加速美国政治激进化的进程，那是另外的问题。相比较而言，科技右翼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包含理念和技术的右翼“出海”行为以及同本土右翼民粹主义的结合，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右翼势力的信心和能力，使其政局和决策变得更难以预测，从而加剧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对被鼓动的全球本土右翼民粹力量而言，这意味着：一方面，他们可能从科技右翼那里获得前所未有的技术与话语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被当作临机性的试验，被迅速放弃或牺牲。对任何追求稳定秩序的各国政治权威来说，科技右翼的野心或许在于以技术逻辑改写世界，对此固然要防止技术成为破坏结构和秩序的武器，但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抵制科技，而在在于如何让技术重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人类自然权威社会的恒常政治治理。

注 释

(1)关于联邦行政机构对马斯克开展大规模监管调查及同民主党阵营的冲突的详细情况，可参"How Did Elon Musk Become So Powerful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February 12,2025),interview with Eric Lipton and TeddySchleifer,NPR,https://www.npr.org/2025/02/12/g-s1-48392/how-did-elon-musk-became-so-powerful-in-the-trump-administration,retrieved November 3,2025.

(2)参考特朗普2020年在西点军校的演讲，Donald J.Trump,"RemarksbyPresidentTrump at the 2020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GraduationCeremony"(June 13,2020),Trump White HouseArchives,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2020-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west-point-graduation-ceremony/,retrieved October 12,2025.

(3)关于流民的概念以及美国流民社会的特征，本文第四部分有详细释义。

(4)引|自Arthur Schopenhauer,Parerga and Paralipomena:Short PhilosophicalEssays,Volume 1,translated by E.F.J.Payne,Clarendon Press,2000,p.96.

(5) Niall Ferguson,Colossu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PenguinBooks,2004,p.4.

(6)以"流民社会"一词来形容美国政治结构的特征是因为:除了基于美国作为由持续流民潮聚合而成的社会形态这一事实外，还在于这一概念揭示了美国政治结构的临时性、松散性，以及权力运行的随机性与投机性等特征。这个概念还借助了中国历史上的"流民帅"政权的特征描述。在南北朝时期，东魏领袖流民帅高欢曾一度获得旧门阀士族支持，但其政治权力掌握在流民义军军官手中，缺乏同区域内旧政治势力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小事认真，大事随意，导致决策失误和军事失败后迅速崩溃。相比之下，由宇文泰领导的魏在局部战役中屡败，但其相对稳固的旧结构和政治机制，以及依靠太行的地理优势，临时龟缩，虚以委蛇，使其最终得以壮大。这反映了旧政治结构与流民政治结构两种体系的区别。关于北美流民社会特征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樊鹏:<<看起来像个国家-对美国政治脆弱性的历史文化分析>>，<<文化纵横>>2024年第6期。

(7)另一部分是修正锡安主义犹太精英，他们则受到六七十年代冷战政治氛围的影响，包括对苏东阵营的真实恐惧感和对左翼犹太幼稚病的情绪上的敌视，驱使他们走向了直接掌控中情局等国家机器的犹太右翼。犹太精英通过"左"和"右"两翼实现了对美国流民社会的掌控。这个格局在意向上有点类似于古代犹太人历史中的利未支派与犹大、便雅悯等其他支派的关系，前者是身着白袍、手持经书的祭祀阶层，后者更像是负责承担军事保障和作战任务的战斗群体。

(8)关于"北约知识分子"的论证，来自1960年米尔斯在英国<<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把北约国家的自由知识分子视作一个跨国整体。参C.WrightMills,"Letter to the New Left",New Left Review,1960,September-October,No.5,pp.18-23.

(9)"How Mamdani Built an 'Unstoppable Force'That Won over New York'(November 6,2025),The 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nov/06/zohran-mamdani-campaign-new-york-democrats,retrievedNovember 8,2025.

(10)"What Did Elon Musk Say at Far-right UK Rally and Did His Remarks Break theLaw"(September 15,2025),The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5/sep/15/what-did-elon-musk-say-at-far-right-uk-rally-and-did-his-remarks-break-the-law,retrievedOctober 12,2025.

(11) Giuliano da Empoli,"The Unholy Alliance",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27,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