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上海街头，国民党方面的宣传人员。(美)福尔曼 摄

1936年的春天来到浙西南，较往年晚得多，说春寒料峭，不为过也。

怀玉山战斗失利后，大部分部队都损失了，突围而出的538位红军指战员，在粟裕、刘英同志的带领下，坚持战斗，组成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的浙江，是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的家乡，江浙财阀的老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反动势力盘根错节。

浙江自1922年建立党组织，至1927年6月建立省委。不到两年时间内，省委屡遭破坏，先后有8位书记和15位委员以上领导人牺牲。其中张秋人烈士担任省书不过三天，即遭叛徒出卖被捕。挺进师入浙前，党在浙江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60余次武装斗争，遍及50多个县，但均告失败。各级组织几乎已被破坏殆尽，革命斗争完全转入了低潮。

1929年，被囚禁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里的**人和革命志士。

红军挺进师此时入浙，是不是羊入虎口，要去送死呢?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命悬一线之间，有人动摇了，或叛变，或逃跑，这其中就包括那些曾经把革命口号喊得山响，动辄指责别人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对此，挺进师政委刘英同志倒是乐观，他说：“敌人替我们淘汰了不坚定分子，剩下的同志都是好同志。”

不斗争怎么有活路呢?

年仅16岁的小战士李资平，面对两个要开小差老乡的“苦口婆心”，劝他要“识时务”，质问道：“不当红军回家去，土豪劣绅、白狗子能放过我们?当红军，要吃苦，有危险，回家就不苦不危险吗?”

1938年3月，浙江平阳，粟裕、刘英等同志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革命路迢迢，一山复一水，理想者能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反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总有找不完的理由，为他们的逃跑和变节涂脂抹粉，随时准备把灵魂卖出个好价钱。

1939年2月，中共梅岐(今属浙江景宁)区委书记张德寿，跟随青景丽中心县委书记陈昌会，投靠土匪林玉山，区委停止活动。

匪运一直是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得好了，改编土匪，使之成为革命武装，曲波的《桥隆飙》里桥隆飙的原型乔明志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也有改造不成功的，比如这次县委、区委联合改造林玉山，就彻底失败了。

民国东北土匪

林玉山匪帮活动于瑞安、平阳、泰顺一带，有二三百人枪，国共都想收编。这家伙对我党很佩服，但对我的纪律却受不了，表示：“我做婆婆做惯，到**手下做媳妇不甘愿。在**那里吃菇丝，钞票用不痛快，还有纪律约束。自己带一支队伍， 要吃就吃，要用就用。猪油当水，多么自由!”

看到林玉山这么吃香的喝辣的，县委书记陈昌会就动心了，觉得能不能拉拢一下，为我党解决下活动经费也是好的，你们做不成他的工作，我就不信我做不成。这个想法可能是好的，但问题是这位陈书记与林匪勾搭上之后，陷入匪群就乐不思共了，由于贪图享乐不能自拔而脱离了革命，投奔国民党，还带走了老伙计张德寿。

这帮人也都没好下场，林玉山股匪成了国民党的“剿”共急先锋，三个月就抓捕我党同志和群众四百多人，直接杀害65人。如此卖命，却不得国民党信任，用完即弃，还是被以“私通**”的罪名，尽数消灭。

不明身份的被捕者。

说起来，陈昌会和张德寿都是经历过三年江南游击战争血与火历练的干部。尤其是陈昌会，在担任平阳中心区委书记的时候，福鼎中心县委的特派员罗列生，来巡视检查工作，大肆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目标直指陈昌会。这种情况下，他都能坚持过来，但最终还是没有沿着革命之路走下去。

县委、区委书记变质，上级党组织选派得力干部填补空位，特别是要重建梅岐区委，就派来了原大峃街中心党支部书记林希望，担任区委书记。

可这位林书记更差劲，在梅岐工作到1944年初，终于熬不住，跟着县委书记赵传彬，一起当了叛徒，当了叛徒倒是非常卖力，先后充任国民党青田县自卫队“剿共”搜索队员、浙省党部工作队景宁直属分队副队长、景宁县警察局刑警队队长等职，多次亲率军警宪特，到梅歧摧残我们的组织，屠杀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

不明身份的被捕者。

至此，梅岐区的党组织，再次由于一把手的叛变，而遭到又一次摧残，几乎当然不存。

当然这种小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国民党不要他，我党不饶他。

解放后，林希望畏罪潜逃，1953年在福建省崇安县被人民公安机关缉捕归案。1958年，被文成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教员同志有句话说得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要在曲折时看到希望，才不会悲观，同样要在希望中看到曲折，才不会盲目乐观。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直到赢得最后的胜利。

关闭城门。

问题是，深处曲折，你能看到希望吗?你能发现希望吗?你能坚守希望吗?

千万别学林希望，但不学林希望，还希望我们能从自身好好挖挖“林希望”的思想根源。

林希望的叛变，有个关键人物，就是他的顶头上司赵传彬。

赵传彬，福建顺昌人，15岁参加红军，当上了小号兵，两年后入团入党，从北上先遣队和挺进师下来作地方干部，历任台州特委常委、浙南特委常委、闽浙边办事处主任、青(田)景(宁)丽(水)中心县委书记等职。不到二十岁，就是闽浙边有名的游击干部了。

可以说这一时期，赵传彬还是表现很好的，即便是193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那么大力度的“围剿”，他也坚持下来，没有叛变投敌。

正在训练的国民党军。

抗战爆发后，赵传彬继续留下来做地方工作，此时上级党组织调来王明扬同志，担任闽浙边办事处主任，他担任副主任，这就让赵传彬心里很不舒服了。

王明扬比赵传彬大四五岁，入党时间也早四年，王是宁波籍上海人，家里有买卖，18岁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入党。曾任上海中央局出版部发行科科长、兰溪中心县委书记、金(华)衢(州)特委书记，浙南特委组织部长兼闽浙边办事处主任。

对于工作岗位的调动，赵传彬不能正确对待，反而觉得这里是他的地盘，老子打生打死创下来的基业，为啥说派人来当老一，就把我踹一边?

其问题出在自我意识过浓，走向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简单说就是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于是赵传彬对工作毫无责任心，全力架空乃至排挤王明扬同志，甚至把王明扬同志身边的警卫力量一再削弱，最后把武装都带走了，意在借刀杀人。

国民党军官和他背后的蒋介石。

1942年4月4日，王明扬在福鼎县沙潭村，突遭到国民党福鼎县便衣队和保安队袭击，壮烈牺牲。敌人把割走他的头颅，挂在福鼎县城南门示众。王明扬烈士，年仅30岁。

王明扬牺牲，赵传彬阴谋得逞，继续当书记，可是敌人的“围剿”日紧，他又成了大目标。

赵传彬对前途越来越悲观失望，革命意志日趋消沉，常以捉虾、钓鱼、挖冬笋消遣自娱，对工作和同志全不关心。

1943年12月，赵传彬终于坐不住了，他觉得**是没希望了，今后一定是国民党的江山，再不下山投诚，就得被饿死、打死，与其如此，不如拿自己掌握的党的秘密，去换个“前程”。

正在讲话的国民党军官。

在泰顺县国民兵团部里，赵供出全套浙南地下组织及主要领导人名单、活动区域、常驻地点、枪支数量等情况。

国民党反动派当即委任赵为泰顺县便衣队队长，后又担任警察局指导员、刑警队队长等职，带领军警宪特先后到平阳、泰顺、瑞安、景宁、永嘉等县，以利诱、威胁、捆打等手段，迫使200多名党员、干部“自新(叛变)”，还亲自参与捕杀了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造成这一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几乎荡然无存。

泰顺解放后，畏罪逃回原籍，隐满身份，混入基层组织，窃取村长、乡长等职。1958年4月被公安机关逮捕归案，1964年10月25日被泰顺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执行枪决。

国民党地方法庭。

今天站在历史角度，有朋友会觉得叛徒好蠢，怎么熬过三年江南游击战争，抗战快胜利当叛徒了?

问题是从叛徒的角度来看，革命啥时是个头?

革命革到自己的命，可不行!

无独有偶，青年时代的李大刚，热血澎湃，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他敢于背叛家庭，1931年在通州潞河中学读书时，秘密入党，担任任潞河高中党支部书记，当时他才18岁。

入党之后，李大刚也曾积极工作，踏实勤勉，一度被捕，坚强不屈。

光明大戏院经理。

抗战初期，即担任中共赵(县)藁(城)栾(城)中心县委书记、藁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晋察冀边区第七专署秘书。如果照着这样的人生轨迹，下步就是地委领导，不牺牲建国后省部级领导，没跑了!

但是抗战中期，中日进入惨烈的拉锯阶段，特别是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后，处不冒烟，无处不挂孝，被杀的干部头颅在很多县城城门前都挂满了，有些人就怵了，这革命还革吗?再革，革了自己的命怎么办?

在这严酷的形势下，李大刚的脑子“活泛”了，他觉得革命十几年，不仅不能升官发财，吃喝玩乐，而且时有杀身之祸，只有及时改换门庭，才能飞黄腾达，作威作福。

接受国民党政治教育的青年。

这家伙有个内弟，叫耿飞鹤，是藁城鬼子宪兵队的特务。李大刚偷偷找到他，跟日本人勾搭好，先把家属送到县城，然后演了一出戏，假装日本宪兵抓捕，他半推半就，成了可耻的叛徒汉奸。

由于资格老，他供述了县区党政机构和主要党员干部的籍贯、姓名、职务和活动地点等，又“现身说法”，到处宣讲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啥啥”必亡——那套歪理邪说，还带动了县公安局局长邓忠及区干部史子刚等16人叛变投敌，抓捕杀害了我二十多名党员、干部，使我抗日政权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

从“老党员”成了铁杆汉奸，日本人也没亏待，安排李大刚先后担任伪县公署秘书、石门“剿”共训练所副所长、特务队长、“剿”共旅长，还给它安排了小老婆，它也如了心愿，吃喝赌还有那啥，几乎把家都搬到窑子里了。

我党的抗日宣传。

抗战末期，眼见日本人不行了，李大刚又勾结汉奸庞炳勋，准备将来再换到国民党那里去。抗战胜利后，由于特殊身份，果真在国民党那里，又成了香饽饽。

不过，我们党对这样的叛徒是不会放过的，1945年底即派武工队进到石家庄，将其从私宅里掏出来，送回了冀中，接受人民的审判。

1947年1月20日，汉奸叛徒李大刚，被我政府公审后镇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最后那声正义枪声响起的时候，你问李大刚，此时此刻，怎么想?他一定会说，要知道革命会胜利，我就不叛变了。但真要给他机会，一有风吹草动，叛徒依旧是叛徒，因为在他心中，私利最大。说起来，这种人的确“聪明”，只是他们的聪明，是把为自己谋求私利最大化，作为“聪明”与否的绝对试金石，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是叛徒的心路历程。

踊跃参军抗日的晋察冀群众。

对于叛徒，组织上并不是完全的赶尽杀绝，有时候也是会给机会的，当然有些人回头是岸了，但有些叛徒呢?

1939年3月25日，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小平同志，在《解放》周刊上发表《艰苦奋斗中的冀南》，对冀南艰苦斗争的新环境作了具体分析。

其中提到了一批坚持敌后的代表人物：

“三月来，成安县县长张西三、束鹿县长杨鸿甸，均因袭敌受伤;宁晋县长因公积劳咯血而犹带病工作;隆平县长傅充间、阜城县长孙振武，均不绝亲率部队袭敌，屡奏奇功;临漳县长赵剑影与敌作战因伤被俘后，在敌人的法庭上表现着誓死不屈的民族正气，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这种忠勇为国的精神，值得国人的钦佩与景仰。”

安阳沦陷区的群众。

问题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等，邓政委根本不知道，那个“誓死不屈民族正气”的赵剑影，此时已经沦为了可耻叛徒。

赵剑影，河北献县人，1915年生，1937年从延安抗大学毕业，开赴华北敌后，任冀南军区某团政委兼临漳县抗日政府县长。1939年初，一次作战中被敌俘获，押解安阳，经不起日寇威胁利诱，背叛祖国，充当了叛徒汉奸。

1939年5月，日寇在城内运动场开所谓“亲善合作”大会，赵剑影作为代表，厚颜无耻地在会上公开为自己辩解，说在临漳坚持战斗四小时，弹尽粮绝才被俘虏。接着就吹捧日本主子，说蝗军战斗力如何强悍，我党我军是“螳臂当车”，安阳在蝗军治理下如何繁荣，立誓要为主子效命。

日寇占领下的彰德(安阳)车站。

会后不久，赵剑影就当了“彰德县新民会训练团”团长，专为日伪培训各区乡治安反共力量。

对于这个人，组织上原本以为还有良心，还可挽救，八路军独立游击支队(赵基梅支队)搞了个安阳敌区瓦解委员会，敌工干事、负责瓦委会工作的贺锦章觉得，既然要瓦解敌人，不如就从这个赵剑影入手，搞定赵剑影，敌人的特务组织基本就彻底瓦解了!

结果呢?

赵剑影是个铁杆汉奸，给贺锦章设了个套，等贺锦章明白过来，一切都晚了。

被日寇占领下的安阳。

这也是个软骨头，禁不起威逼利诱，把瓦委会所有地下人员名单都交给了日本宪兵队长铃木，老鬼子照单抓人，特别是城门一关，一个没跑!

最终造成我瓦委会被敌人全部瓦解，相关负责同志和安阳县地下党负责同志，壮烈牺牲。王世华、李景芳等三十多位**员和爱国志士、进步青年，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屠刀，大义凛然，表现了优秀的中华儿女爱国爱民、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

叛徒赵剑影因“功”，被提升为伪彰德县警备队队长。

解放后，叛徒赵剑影、贺锦章都受到了正义的裁决。

穿越日寇封锁沟的抗日干部。

革命战争年代，残酷的斗争考验着每一个人，面对屠刀和酷刑，一念生死，容不得含糊。

问题来了，和平发展了，有没有斗争，斗争残酷吗?允许中间地带吗?能不能含糊呢?如果缺“钙”又会怎么样呢?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教员同志的一段话：

“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弹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抗日儿童团查路条，教路过的群众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