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 ｜ 《韩国工人》读后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书籍荐读

作者：吴江

江报告员按

对许多朋友而言，《韩国工人》这本书并不陌生，但本文作者在评述本书之外，还介绍了韩国劳动社会学近年来的新进展，这是十分可贵的。

如果以传统经学进行类比的话，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地位类似于经。那么对经典著作的解读就近似汉学。而在知识分子中流布甚广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则为心性之学，可以说最为空疏。至于劳动社会学虽受马克思主义心学影响，但终究以实证研究为方法，力求致用，因而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世学的一个方向。

在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心学显然只是后冷战时代失败主义的产物。然而许多自诩左翼的朋友仍然沉浸在马克思主义心性之学中，以致马克思主义的经世学仍然薄弱贫瘠。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只是整理一些经世学的文献，恐怕也还是有益处的。

引言

在25年韩国的右翼政客尹锡悦因为妄图发动政变而下台，李在明被选举成为总统。李在明作为来自韩国的中左翼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总统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身份-劳工律师以及社会运动者。而在李在明之前，韩国还有多位总统来自于律师和社会活动家，包括韩在寅以及卢武铉。这几位从底层出身的为劳动大众权益服务过的总统揭示了韩国历史中的关键的社会运动过往。

当大众谈论韩国民主化时，目光往往聚焦于光州事件的悲剧色彩或其亚文化符号，却容易忽略那股深埋于冻土之下的决定性力量一一劳动阶层及其集体行动。韩国的民主化并非仅是精英阶层的权利游戏，其真正的引擎是那些在密闭厂房中觉醒、在码头罢工中团结的工人群体。他们不仅是在争取选票，更是在争取作为”人”的生存尊严。这种阶级发展与集体抗争的交织，构成了韩国现代史最坚硬的骨架。

具海根教授作为韩国著名的劳工社会学研究者，亲身参与过社会运动。在他刚刚考上首尔国立大学的时候就参与了学生运动，具海根在大学期间选择了社会学的专业，这出自于他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时候，他听到了韩国工人全泰壹手持劳动法自焚身亡的事情，这促使他关注韩国的劳工阶层的状况。在1990年具海根把多年的研究写作为书籍《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此后他见证了韩国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劳工运动的衰退，他描述道劳工阶层分化严重，之前认识的工会领袖已经住上洋楼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具海根受此启发写了《特权与焦虑：全球化时代的韩国中产阶级》。除了这两本书之外，具海根教授还写过一本韩国劳工运动历史《Modern Korean Labor:A Sourcebook》。

在具海根的《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这本书中包含如下章节：绪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产业大转型，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殉教者女工和教会，工人和学生，工人认同和意识，劳工大攻势，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具海根在这本书中借鉴了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这本书中对于工人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意识发展的研究，关注于工人阶级是如何被塑造并在和资方以及国家机器的抗争中发展壮大的。他并不局限于把韩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呈现出来，而是深入研究了若干有价值的议题，从工人阶级的自我认同和劳动文化的发展到工人与社会群体(如进步派教会和学生)的联系。而作为这本书的导读，我将其中若干主题脉络剥离出来进行梳理和呈现。

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与自我意识的发展

具海根教授在工人认同与意识，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产业大转型，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这些章节中深入探讨了工人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以及相应的阶级环境。从历史上来看，韩国在和朝鲜分离后成为了冷战的中心区域，韩国右翼政府和美国驻军配合系统性的镇压韩国的左翼运动和劳工团体(如1947年铁路罢工后军队对劳工的暴力镇压)，同时其扶持了对抗左翼工会的傀儡工会大韩劳总。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伴随着韩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迁移和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快速发展，韩国的工人运动停滞不前。引用自《韩国工人》书中的统计表格表明了这一阶段韩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就像发生在任何一个快速工业化国家的那样，农业在GDP中的占比快速下降而工业以及相关产业在GDP中的占比飞快增长。

而在下面的这张行业劳动者从业人数的表格中反映了制造业领取工资工人数目的迅速增长，在1985年时的人数已经是1963年的七倍有余。在性别构成上，女工从传统家庭中走出，在产业工人中的占比增加，在1976年的峰值时候占比达到了所有生成工人中的53%。在受教育程度上，伴随着义务教育的发展以及产业从密集劳动力向新兴产业的过渡的需求，工人的文化水平不断增加，在1984年的时候工人中已经有69%的人口接受过中等教育了。韩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主要从农村地区吸取劳动力，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1966年到1984年这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有1100万人离开农村，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劳动力。

在韩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正如具海根所说，两种制度在准备韩国的工人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种是讲究服从权威的融合了儒家和西方的教育体系，另外一种是充满了威权和暴力的强制服兵役制度。前者使得服从性被培养而后者使得工人走向社会化。工人在受到两种韩国制度的威权形式的服从培养后进入了劳动工时长，劳动条件恶劣的韩国工厂工作，在下图中反映了韩国高工时的现象，韩国比戒严时期台湾地区的每周平均工时还要高。尽管当时韩国名义上执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工厂主还是采取了各种技俩，包括压低平均工资迫使工人通过每天长时间的工作来换取可以使其完成劳动再生产的报酬。具海根提到了在当时的韩国工厂工人甚至通过服用清醒药物来使得能适应长时间的劳作。除了高工时，工厂在生产安全上也欠缺工作，这使得工伤频发，当时的韩国工伤发生概率是美国的五倍，是日本的十五倍。

在工厂劳动控制中，韩国彼时的工厂实行威权家长制，在工作场所，工人们的尊严被践踏，经常被管理人员大声呵斥，而在更小的企业中，资方就像土皇帝一样不仅对于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享有控制权，工人的私人空间和人身也被他们所控制。比如具海根提到的这样一个例子：在一家小型服装厂中，早会的时候管理人员要求女工不仅不能打电话还要把来往的信件归她管理。总之，就像当时韩国其余地方呈现出来的军事专断一样，工厂中也仿佛军事独裁，管理人员超越了技术主义和官僚主义，更倾向于以暴力来管理。韩国企业中存在的家族制度助长了这一暴力威权的管理制度。

鉴于前面所叙述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种种劣势。在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的工人在社会上被人轻视，代表性的蔑称是“打工妹”(孔顺尼)和"打工仔”(孔多里)，这种称呼体现了保守的儒家等级制度在现代职业结构中的影响力。作为弱势群体的韩国女工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歧视，在保守的社会环境中，女工被认为是男耕女织秩序的背离者，工厂中的劳动过程和性别上的压迫使得工厂女工有着比工厂男工更强的脱离工厂的欲望。工人的阶级意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了发展，具海根在文中提到了工人阶级的情绪主要表现为”恨”，这和后面刘建州研究农民工阶级意识得到的结论相符。恨是一种情绪的语言，在恨之下包含了对已经失去历史合法性的阶级社会的反抗。在阶级意识后来的发展中，开办的工人夜校(或者是工人小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夜校后工人愈发的认可了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力量和团结的必要。在刘建洲的《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中提到了相似的案例，在实验性质的夜校中，农民工观看了全泰壹的纪录片后阶级认同感得到了发展。更进一步的，在80年代韩国出现的反霸权的话语和专制主义唱对台戏这样的现象促使了工人阶级意识愈发的上一个台阶，政治上的启蒙促使工人越来越多的把反抗对象定义为国家机器。

二、韩国工人阶级和社会各界的联系

韩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是教会发挥的作用，在1970年代很多工人愈发的认同了团结起来组成劳工组织的必要性，但是当时的韩国当局以及傀儡工会劳总大力打压劳工组织。教会因为其特殊的国际性成为了这一压力空间中的希望，在当时的韩国两大教会组织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一个是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另外一个是都市产业宣教会。当时这两个教会走向工厂进行布道，并自然而然的帮助其信徒改善劳动条件。但即便是教会这样的特殊身份，也难以避免被韩国政府打压，不计其数的基层劳工教会组织者被监禁拷打。当时颇具代表性的教会背景的工会斗争是东一纺织公司和元丰纺织公司的工人斗争。

韩国的学生参与工人运动从全泰壹自焚事件开始，这一事件极大的震撼了学生的心灵，引发了他们对于广大的劳动阶层的关注。早期的介入包括进厂打工和在工厂中组织工人学习小组。在80年代的前五年，统计结果是京仁地区就有2000名进厂组织小组活动的学生，这些人和工人积极分子的联系为后来的民主工会运动奠定了基础。1979年韩国的军事独裁者朴正熙死亡，韩国的政治开始了几个月的自由时期，而这伴随着全斗焕等军官镇压光州市民运动告终。全斗焕在对市民运动残酷镇压后，着手推动一些自由化的举措以改善军政府的国际观瞻并扩大民意基础，劳工界的环境更加宽松了。在频率上看，劳动纠纷从1983年的98起增加为1985年的265起，在1984年劳工运动再次涌起的时候，工人的觉悟比1970年代要高很多，在1984年一年工人就组建了200个工会。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工人斗争的方向不再是独立的经济问题，而是走向了组织独立工会。他们的新策略是推动一个产业园区的工人的集体抗争，让工潮出现在工业园区。

学生参与劳工运动的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就是九老工业园区的联合罢工。在当时大宇汽车厂的经济性质罢工结束后，警察拉清单秋后算账，逮捕了独立工会的领导人，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了，大学生出身的劳工领袖沈相婷和几位朋友相约进入九老工业园区务工并通过开办工人夜校培育跨企业的工人小组来提升工人的团结意识。组织的学生工委员会培养了80多名有着进步意识的工人代表。沈在听说大宇汽车厂的工会领导人被逮捕后迅速召开会议发起罢工。九老工业园区的罢工是一场政治性的罢工，工人们一个工厂又一个工厂的被调动起来，工人们的口号包括”保障劳工三权(团结权，行动权，谈判权)的落实"，，”停止镇压民主工会”等等。九老地区的罢工得到了清溪服装工会(全泰壹是其发起者之一)等组织的支持。尽管这场运动最终的结果是被警察暴力镇压，多名劳工领袖被逮捕，但是九老团结工会仍然极大的启发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在九老工会团结斗争后，地区性的劳工阶级组织建立起来了，包括汉城劳工运动联合会等等。

总的来说，在旧韩国这样一个没有劳工活动空间的“工厂政体”(布洛维语)中，劳工诉诸团结的方式被引导向了两个方向并和两个社会群体相结合，一个方向是有合法身份的教会为其背书的工会，另外一个方向是进步学生参与组织的劳工-学生工联合工会。教会和学生这两大群体参与工人运动的出发点也有区别，教会参与原因更多是出于教义中的普世价值追求，把劳工作为受苦难之人团结并引导他们走向解放。不仅仅是韩国，拉丁美洲和菲律宾(参见《菲律宾工斗文稿》一书)的基层教会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学生作为智识较高的社会阶层参与劳工运动更多的出于他们对于政治理想的追求，尽管在旧韩国左翼和**是非法的，但是这并不影响进步青年们以此为毕生之追求，参与九老团结运动的另外一个学生出身的劳工领袖李仙株在大学时期就经常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对于学生群体来说，虽然被禁锢在大学的校园，但是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促使他们走出校园进入工厂。学生和劳工群体联合的例子在韩国之外也是数不胜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学生成员和俄国劳动大众的联合(详细参见《布尔什维克自传》以及《反抗的根源：1900-1914年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政治与组织》)以及早期中共的学生成员参与工人运动(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初期创立都具有这样的联合背景)。

封建社会的情况。

三、劳工大攻势与韩国劳工运动的进退

到了韩国独裁政府末期的时候，政治上松动的现象愈发明显，在这背后是长期的社会各界的努力，后来成为韩国总统的金大中作为民主派的议员就曾经多次被逮捕入狱而又坚持活动，并因此被称为亚洲的曼德拉。在卢泰愚和全斗焕相继宣布政治上自由化的计划后，韩国劳工积极参与工人运动的热情被点燃了。劳工骚乱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横扫全国，真实的工潮开始了。在1987年8月中旬的时候，工潮达到了巅峰，韩国每天发生上百起劳动纠纷。参加这些劳工行动的总人数大约是120万人。尽管具海根指出了当时的劳工运动是以工人自发性为主发生的，但是频发的劳动纠纷也和劳工组织的发展紧密联系。劳工组织的增加推动了劳动纠纷的发生，而劳动纠纷的发生以及工人的团结行动推动了劳工组织的成长和蔓延。在1987年的一年中，新增加了4000个自由工会。劳动纠纷发生的重点产业也由之前的劳动密集型中小型制造业工厂变为化工重工业制造厂。在性别构成上也从之前的女工为主变为男工为主。

具海根在书中详细的分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87年韩国工潮中的工人组织例子韩国现代公司的工人运动，韩国现代发动机公司的工人在宣布政治自由化后很快就按照之前的组织基础组织了百人级别的工会，这与学生出身的工人权容睦离不开关系，他是葛兰西笔下的有机知识分子(不仅仅参与文化或技术工作，更参与社会运动和阶级意识的构建)，在进入工厂后组织劳工小组研究劳动议题和劳动法，并占据了工厂中原有的官方工会。在发动机公司的工会成立后，现代集团的其余子公司也相继组建了工会，最终十二个工会组建了现代集体劳动组合协会。工人们一旦团结起来，要求改变现状的欲望就十分强烈的表现了出来。工人们提出的诉求除了加薪25%到30%，取消工资竞争制度(赶工比赛)，提高午餐质量等等。工人们最终开始了游行并且在体育场和一名政府代表谈判，这名代表答应了独立工会和涨薪的诉求。但是这次胜利仍然是一次短暂的胜利，因为现代公司的管理集团无视了政府代表的承诺，劳资冲突仍在继续。在89年的现代集团又一次劳工运动中，警方宣布了直接的介入，具海根记录到有上万名的陆海空警察部队扑向了罢工的工人，最终罢工被强制结束，深深的“恨”再次根植在现代集团的工人脑海里。

在1987年和1988年国家从劳资冲突撤出，让资方直面工人的冲击后，打压劳工的力量伴随着卢泰愚的声明再次席卷而来，在1990年韩国的劳动组合协会刚刚建立后就遭到了冲击，其领导人要么躲了起来要么被逮捕。伴随着对于罢工的强力镇压，资方也开始改变之前企业管理的暴力制度，具海根总结道：资方的改良措施包括用机器取代工人，用更多的临时工增加雇佣弹性，试图与工会共存并拉拢工会领导人，建立人力资源部门并减少之前生产管理中的独裁主义倾向。在国家和企业的双重打击下，劳工运动在90年代初衰落了，1989年时劳动纠纷多达1616起，但到了1997年的时候只剩下了87起，地方工会更愿意选择温和派的领导人，在政策上也倾向于劳资协调而非对抗。但即便在90年代初迎来了退却，但是96年的韩国总罢工仍然证明了工人的力量，当时韩国准备通过一部新的更加有利于资方的劳动法，原因主要是资方想在后福特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获得更弹性雇佣的权力，这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怒。韩国的全国性的劳工组织民主劳总宣布发动罢工，这场罢工持续数个星期，有三百万工人参与并且得到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韩国政府被迫中断立法。尽管罢工气势汹汹但是结果却十分有限，具海根如是分析道：当时韩国的工资在世界市场上已经不在具备竞争力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陆血汗工厂的发展，大陆血汗工厂管理森严且工资更低，这对于外国资本吸引力很高)，因此韩国政府更加关心的是他们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的经济安全，因此政策制定者愈发相信保护企业比保护劳工更加重要，这就设定了劳工力量在反对资本家的限度。

四、韩国劳工的未来——在《韩国工人》之后

具海根在《韩国工人》这本书的最后部分把重点放在了产业工人的队伍分化以及战斗性的削弱，在韩国政治民主化后，劳工和民主派的共同敌人-独裁政府消失了，一部分劳工人士整合进了民主政府，也有部分人士继续遭到打压。对于被整合进民主政府的这部分人士，具海根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劳动论访谈|具海根：我无法在劳工困境中赞扬韩国经济奇迹)，很多曾经的工会和学生运动分子都变得保守，成为了建制的一部分，享受着舒服的经济地位，他们住在江南区，现有“江南左派”的讽刺说法。曾经为了民主和公正奋斗的人，成了享受特权的新贵，因为过去的“功绩”，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改善韩国社会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分化还表现在大型企业雇员和中小型企业雇员的差异，以及非正式工人和工人间的差异，1999年的时候非正式工人占据了雇佣工人中的一半，这些差异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原先工人运动如此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的同质性，包括半熟练工的特点，恨的阶级情感等等。伴随着韩国产业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中占据越来越优势的地位，韩国的企业也更愿意在企业中进行改良和收买，比如现代重工建立了良好的福利制度，涵盖了从教育到医疗保险的职工福利，几乎让工人过上了中产家庭的生活。

对于处在十字路口的韩国工人，具海根如是分析道：韩国的工人虽然现在被限制在从事各种狭隘的工会活动并且在内部四分五裂，但仍然是一个阶级意识粗浅阶级力量弱小的社会阶级。并且，不像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有象征性的工人政党(如德国社民党，挪威工党，英国工党)等等，韩国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提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但是不管其未来演化的道路如何，韩国工人对韩国社会进步的贡献应当永远被铭记。

但是必须提到的是具海根的这本书写于1990年代，尽管反映了韩国劳工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但对于理解近年来韩国劳动界的形势帮助有限。对于韩国近年来的劳工研究，一个转型是朝向新就业形态，流动劳动力，社会保障体系等研究方向。在2023年出版的《不稳定的多样性：韩国福利国家中劳动力的消融与工人保护的失败》(《Varieties of Precarity：Melting Labour and the Failure to Protect Workers in the Korean Welfare State》)这本书中汇集了一系列案例研究，涉及韩国劳动力市场或工作场所分裂的不同场景。这包括双龙汽车工业工厂工人、呼叫中心清洁工人以及韩国平台劳动者。他们共同讲述了韩国不稳定和“流动劳动”的兴起以及韩国福利国家发展在保护工人方面的失败。在2020年出版的《韩国技术工人：通向劳工贵族》(《Korean Skilled Workers：Toward a Labor Aristocracy》)中讲述了韩国重化工业领域第一代熟练工人的故事，追溯他们从1970年代的"产业战士"到工会斗争的"哥利亚战士"，最终演变为拥有终身职位保障、优厚薪酬甚至子女工作继承权的"工人贵族"的戏剧性转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数百万非正规雇员，尤其是年轻人，仍在不稳定、无保障的就业环境中挣扎。在2022年的文章《抗争不稳定性：韩国劳工和拒绝的劳动》(《Protesting Precarity：South Korean Workers and the Labor of Refusal》)探讨了韩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抗议劳动力不稳定的工人们所面临的团结危机。这超越将抗议简单理解为"抵抗"的普遍框架，"拒绝的劳动"凸显了一种存在与生成的方式一一其根基并非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的契约谬误，而是社会运动网络与基层关怀社群所构建的团结空间。在2017年出版的《韩国现代化和不平等发展：多元社会学的视角》(《Korean moderniz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alternative sociological accounts》)这本书中的最后一个章节"韩国劳资关系动态中的政治与文化选择性：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学视角”作者深入研究了韩国劳资关系中的劳工组织发展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活动，并且作者还分析了劳资关系和韩国文化背景的联系。在这本书中还提供了两个很有价值的表格数据，一个是劳工组织在韩国的发展历程(1963-2012)，而另外一个是劳动纠纷在韩国的变化趋势(1966-2012)。

更进一步的，如果要关注韩国劳工的境况，那么就绕不开韩国劳工研究院(KLI：KOREA LABOR INSTITUTE)，韩国劳工研究院的研究领域包括劳动力市场、就业政策、劳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劳动法、劳动福利、劳动保险和社会伙伴的领导教育计划。KLI每年都会出版劳工研究的年鉴。

总结

如前文所述，在《韩国工人》这本书中呈现出了韩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和阶级意识的形成，韩国工人诉诸教会和学生群体的团结运动，民主化前后的韩国劳工攻势以及在资本主义分工格局下韩国劳工运动的进与退。具海根的这本书呈现了劳工运动的复杂一面，即便同是东亚国家，韩国和菲律宾，日本，中国台湾的劳工运动也彼此互有差异。而韩国工人和学生群体的联合也揭示了严肃的社会命题，即如果仅仅把马克思或者列宁亦或是欧洲那几位大儒(如齐泽克等人)的文本奉为圭臬而拒绝对社会劳动界进行主动的干预和关注，那么就不配称作进步主义者并且这种自我宣称的"进步”也是廉价和脆弱的。待在安全的学院象牙塔或者几个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中互相称道则必然不能成为葛兰西笔下的有机知识分子。

一般而言工会扮演保障职工权益的角色，而工厂委员会的职能则远超这一范围。工厂委员会能够负责劳动过程的安排和管理，决定生产计划和人员的雇佣与辞退。在1917年3月，工厂委员会单方面开始在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后，彼得格勒工厂主协会与苏维埃就减少劳动时间问题展开了协商。3月10日，双方在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承认工厂委员会以及设立厂内调解庭三方面达成一致。以往强硬专横的资方此时没有了威风，甚至呼吁承认八小时工作日是一项“历史性的必要制度”、“该制度为工人自我教育和工会组织提供了时间，因而能够保障工人阶级未来的精神发展;还能够树立正确合法的劳资关系。

斯蒂芬在书中还展现了一个生动的工厂委员会团结工人进行斗争的案例。彼得格勒的斯科罗霍德鞋厂共有1508名男性工人、 2687名女性工人和705名青年工人。该厂工人发动了一场激烈但相对较为有组织的工资斗争。工厂委员会要求管理层承认工厂委员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且增加工资。管理层拒绝对工资更高的涨幅，但是当其他工厂中所发生的工人驱逐管理层的事件传来的时候，资方还是同意了所有的要求，被迫答应了缩短劳动时间、取消罚款以及为民选代表提供薪酬等要求。男性工人的最低日工资标准提到了整整10卢布之高，计件工资制度亦被废除。但是即使如此也没能阻止基层工人的激进活动，工厂主最终还是在五月被赶下了台。

图为的普梯洛夫工厂，作为一个巨大的工业联合体，有数万名工人，在一战中以军事工业为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委员会愈发成熟，遍布也愈发的广。在当时的彼得格勒重工业中心普提洛夫工厂中(影响力就像现在的比亚迪工厂)，一共成立了近40个车间委员会。车间委员会的任务包括：保护车间工人;监管和统筹车间内部秩序;保障各项规章制度得到遵守;调节工资率冲突;密切关注劳动条件;检查工人的兵役是否得到了推迟。而区域级别的工厂委员会会议也得到了建立。3月29日，首个区工厂委员会议会在瓦西里岛宣告成立。阿森纳兵工厂和老莱斯纳工厂的工人提议组建维堡区工厂委员会议会无果，辗转到9月4日议会才最终落地。工厂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自成立伊始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坚强堡垒，其委员由19名布尔什维克、2名孟什维克、2名社会革命党、1名区联派(即社会民主党跨区联合组织，1917年5月托洛茨基自美国回国后成为了该派别的领导人)以及1名工团主义者组成。可见，所谓刻板印象中的工人委员会是高度分散的，去中心化的，是布尔什维克的介入使其变得集权化和官僚化是站不住脚的。布尔什维克本身就是工厂委员会的参与者和发起者之一，众多布尔什维克的进步且具备政治能力的工人党员在工厂委员会中也发挥了重要的角色。

在十月革命后，由于布尔什维克代表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工厂劳动秩序被重塑，工会也被掌握从而脱离了单纯的经济主义和改良主义，工会(就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了带领工人组织生产进行管理的任务，而颇具有“本位主义”的工厂委员会则被并入了工会，但是工会的胜利仅限于制度层面，工厂委员会虽然变成了工会的下属组织，却成功将自己对于工人控制的定义——即监管生产——灌输给了工会。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府首先颁布的《工人监督条例》就是布尔什维克支持工人控制和监管生产的证明!

总结

到1918年，内战的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走上战场，尤其是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和工厂控制权的掌握，从使得1917年到1918年的激烈的劳工运动声势渐歇。但尽管加强的劳动生产纪律使得如雨后春笋的般的自由劳工组织和劳资谈判不再有存在的土壤，尽管科层制再次建立官僚主义再度蔓延，苏俄社会主义法权仍然保障了工人阶级参与工厂民主决策和生产调控监管的权利。这种惯性使得直到斯大林时代末期的政治清洗中，基层工人的举报仍然会使得官僚化的厂长面临牢狱之灾。类似的，经历了历史转折，我国的职工代表大会仍然在1980年代的国有企业管理中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红色彼得格勒》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劳工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作为苏联史学修正学派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对历史细节和工人运动的详细考察，它远远的超越了那些极权学派的充满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十字军讨伐作品”。借助这本书中的宝贵的历史资料，也能助于在阅读抽象和高度概括的俄国革命历史中从细微处入手，了解工人如何走向激进化并决定了革命发展的方向。此外，在这里笔者也应当感谢翻译这本书为中文的同仁，期待更多的高质量作品得到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