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坊作为全球第二大公链,其挖矿生态曾是中国加密货币领域最活跃的板块之一，中国以太坊挖矿人数的变迁，不仅折射出数字货币行业的起伏，更映射出政策导向、技术迭代与市场情绪的复杂交织，从早期的“全民参与”到2022年后的“全面清零”，中国以太坊挖矿人数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发展，最终在时代浪潮中画上了句号。

巅峰时期：百万级参与者与“淘金热”

以太坊挖矿在中国的兴起,与比特币挖矿一脉相承，但因其PoW（工作量证明）机制的可参与性更强、算法对显卡（GPU）的依赖性更高，一度成为“散户友好型”的掘金方式。

在2017-2021年的牛市周期中，以太坊价格从几十美元飙升至近5000美元，挖矿收益呈指数级增长，据行业不完全统计，巅峰时期中国以太坊矿工数量一度突破百万，涵盖三类群体：

  • 专业矿工：在四川、云南、内蒙古等电力资源丰富地区建立大型矿场，动辄数千台显卡集群运营，形成规模化挖矿产业；
  • 散户玩家：利用家庭电脑或少量显卡参与“个人挖矿”，通过矿池（如鱼池、蚁池等）分账，试图抓住“暴富”机遇；
  • 产业链从业者：包括显卡经销商、矿机生产商、矿场运维、矿软件开发等，间接带动了数十万就业岗位。

这一时期,“挖矿致富”的故事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甚至出现“显卡一卡难求”“矿场排队预约”的现象，以太坊挖矿俨然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数字淘金热”。

政策转向：从“默许存在”到“全面清零”

中国以太坊挖矿人数的转折点,始于2021年的政策风暴。

2021年5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内蒙古、青海、四川等产煤大省率先清退矿场；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挖矿行为被定性为“高耗能、污染环境、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活动。

政策清退的核心逻辑在于：

  1. 能源消耗：以太坊挖矿依赖显卡的高算力，年耗电量一度超过一些中等国家，与中国“双碳”目标冲突；
  2. 金融风险：挖矿投机热潮引发资本无序流动，威胁金融稳定；
  3. 监管合规：虚拟货币缺乏主权信用背书，易成为洗钱、非法集资等工具的载体。

在此背景下,中国百万级以太坊矿工被迫“关机”，大型矿场迁移至海外（如美国、哈萨克斯坦、伊朗等），散户玩家则面临“矿机变废铁”“收益归零”的困境，据行业调研，截至2022年底，中国境内已无公开的以太坊挖矿活动，参与人数几近归零。

后挖矿时代：矿工的转型与行业的反思

以太坊挖矿在中国的落幕,并非单纯的人数减少，更是一次深刻的行业洗牌与价值重估。

对于矿工而言,转型路径分化：

  • 技术迁移：部分矿工转向海外合规地区继续挖矿，或转向其他PoW币种（如以太坊经典ETC、RVN等）；
  • 技能转型：利用矿场运维经验投身Web3基础设施（如节点运营、数据中心建设），或学习区块链开发技术；
  • 离场观望：多数散户因政策风险和收益不确定性彻底退出，资金流向股市、基金或其他实体领域。

对于行业而言,以太坊挖矿的退场揭示了几个关键问题：

  1. 政策与技术的博弈：PoW机制虽保证了去中心化，但高能耗模式注定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冲突，这也是以太坊自身转向PoS（权益证明）机制的重要原因；
  2. 投机与价值的平衡：挖矿热潮本质是短期投机驱动的“泡沫”，缺乏实际应用支撑，而区块链行业的长期价值应回归技术落地与场景创新；
  3. 中国在全球加密生态中的角色：尽管挖矿业务退出，中国在区块链技术研发（如联盟链、数字人民币）、产业应用（供应链金融、数字身份）等领域仍在发力，逐步构建“无币区块链”的合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