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用昨天的规则，去迎接明天的革新，它就注定了要在今天迷失。

如今的香港，正被一种巨大的撕裂感所笼罩。或者说，它更像是平行时空里的两个香港，被折叠在同一座城市里。

两次危机与肌肉记忆

香港今天的这些规矩，其实是两次惨痛教训换来的：一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另一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这两次危机，把香港彻底打疼了，也打怕了。它甚至形成了肌肉记忆，只要看到风险，第一反应就是缩回手去。

1997年，香港刚刚回归，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炒家便盯上了这块肥肉，他们左手做空港币，右手做空港股，想直接把香港的汇率制打垮。一场被称为「香港金融保卫战」的惨烈搏杀就此展开。

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后来回忆，那是一段几乎让人窒息的日子。索罗斯们通过做空与借贷，在股市和汇市之间布下了一个连环局。他们先在汇市大量抛售港币，迫使香港金管局不得不提高利率以维持汇率稳定。高利率则必然导致股市下跌，随后，他们顺势平掉早已埋伏好的巨额空单。至此，收网完成，股市与汇市沦为了他们的双重提款机。

面对这种攻击，港府最初节节败退。但在1998年8月14日，港府决定动用外汇储备，直接入市干预。在接下来的十个交易日里，港府累计投入1180亿港元（约合150亿美元），与国际炒家硬碰硬。

8月28日，恒生指数期货结算日，当天恒指成交额创下790亿港元的天量，港府死守7829点，最终迫使索罗斯们在高位结算，铩羽而归。

这场胜利虽然惨烈，但总算保住了联系汇率这条香港的金融命脉。可打那以后，香港也留下了后遗症，监管层从此形成了一个铁律：稳定大于一切。任何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的因素，都必须被置于最严格的审视之下。

这是香港的第一层肌肉记忆。

分裂的香港：谁的繁荣？谁的失落？

历史的创伤最终在香港的版图上生生拽出了三道鸿沟。现在的香港，正处于一场全方位的经济割裂之中。

第一道鸿沟，是金融与实体。

当全球的资本掮客和投资银行家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香港，为其重回全球IPO募资榜首而举杯相庆时，香港的实体经济却正在经历一场漫长的寒冬。

根据香港破产管理署的数据，2024年提交的公司清盘呈请高达589宗，创下自2003年非典以来的新高。一年之内，超过500家店铺悄然倒闭，其中不乏像华润堂、大昌食品、先施百货这样陪伴了几代香港人成长的本地老字号。铜锣湾、尖沙咀的黄金地段，曾经一铺难求的景象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紧闭的卷帘门和招租广告。

实体经济的萧条，直接反映在就业市场上。香港的整体失业率在2025年大部分时间维持在3%左右，而零售、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的失业率远高于平均水平，而20至29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更是居高不下。一边是金融业的招聘广告门庭若市，交易员的奖金再创新高；另一边是零售业的裁员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普通市民的饭碗朝不保夕。

繁荣，从未如此集中；失落，也从未如此普遍。

没有赢家的金融创新

答案是，它被这片土壤改造了。香港的金融科技创新，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由上而下、被严格控制的改良运动。

在这里，你无法既驯服火焰，又期待它照亮黑暗。

这场改良运动的第一个战场，是支付。

曾几何时，一张小小的八达通卡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创新。但在移动支付浪潮席卷全球时，八达通却反应迟缓，给了内地支付巨头和本地创新者巨大的想象空间。

然而，最终统一战场的，既不是微信支付或支付宝，也不是任何一家雄心勃勃的初创公司，而是两个带有浓厚「官方」和「建制派」色彩的产品：汇丰银行的PayMe和香港金管局主导的转数快（FPS）。

PayMe，含着金钥匙出生，背靠香港最大的发钞行汇丰银行，拥有庞大的现有客户基础和无可比拟的品牌信任度。而转数快更是由监管机构亲自下场搭建的跨银行支付基础设施。

它们的胜利，与其说是产品的胜利，不如说是「秩序」的胜利。这场所谓的支付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传统金融巨头和监管机构通过主动推出改良型产品，成功地将其他创新者挡在了门外，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如果说支付领域的创新从一开始就是被圈养的，那么虚拟银行则被寄予了成为「鲶鱼」的厚望。

2019年，香港金管局一口气发出8张虚拟银行牌照，希望引入这些鲶鱼，来搅动死水一潭的传统银行业。然而，五年过去，8家虚拟银行累计烧钱超过100亿港元，却只换来了不足0.3%的市场份额。

直到2025年上半年，众安银行、汇立银行、理慧银行三家终于首次录得盈利，但八家合计亏损仍高达6.1亿港元。绝大多数香港市民依然将传统银行作为自己的主要账户，虚拟银行更像是一个偶尔用来转账或薅羊毛的电子钱包。

它们没能颠覆什么，反而自身陷入了生存困境。少数几家率先实现盈利的虚拟银行，其路径也并非靠产品或服务的颠覆性创新，而是通过寻找传统银行不愿触碰的灰色地带，才艰难地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比如为Web3公司提供账户服务。

这与其说是「鲶鱼」的胜利，不如说是被招安的妥协。它们最终没有成为挑战者，而是变成了现有金融体系的一个补丁。

Web3的香港式尴尬

如果说香港对金融科技是招安，那么对Web3则是另一种取舍：拥抱其形，拒绝其神。

2022年底，香港高调宣布要成为全球虚拟资产中心，一时间，政策宣言如雪片般飞来，从零售投资者准入到稳定币监管沙盒，香港摆出了一副拥抱未来的姿态。然而，两年多过去，我们等来的却是一场典型的香港式尴尬。

2024年4月，当香港抢在美国之前推出亚洲首批虚拟资产现货ETF时，整个市场都为之沸腾。然而，蜜月期短暂得如同夏日骤雨。截至2025年底，香港6只虚拟资产ETF的总资产管理规模仅为5.29亿美元，与美国同类产品超过457亿美元的规模相比，相差超过80倍。

同样是ETF，同样的资产，橘生淮南则为橘，可惜香港是淮北。

更深层次的尴尬，则隐藏在合规的紧箍咒之下。香港为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设置了全球最严苛的监管标准之一，这固然杜绝了类似FTX崩盘的风险，但也带来了极其高昂的合规成本。

据业内人士透露，一家在香港持牌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其每月的运营成本高达1000万美元，其中30%至40%都用于合规、法务和审计。这对于巨头来说尚可承受，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创业团队而言，无异于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

2023年的JPEX事件，更是将这种尴尬推向了极致。这家未经许可的交易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的疯狂营销，以「零风险、高收益」为诱饵，吸引了大量普通市民参与，最终爆雷，涉案金额高达16亿港元。

JPEX事件的恶劣影响在于，它在社会层面造成了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让普通民众对整个Web3行业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也让监管机构更加坚定了严防死守的决心。

于是，一个吊诡的循环形成了。越是追求绝对安全，监管成本就越高；监管成本越高，持牌机构就越难与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野平台」竞争；「野平台」爆雷，又进一步强化了追求绝对安全的必要性。

香港试图为Web3建造一个固若金汤的安全屋，却发现，当房子建好后，革新的参与者要么选择在屋外另起炉灶，要么在屋内因繁琐的规则而窒息。

至此，香港对待Web3的真实态度已昭然若揭。它欢迎的是作为一种另类资产被纳入现有金融体系的加密货币，是一种可以被估值、被交易、被管理的金融产品。但它拒绝，或者说恐惧的，是作为一种革新工具的加密货币，那种以去中心化、抗审查、颠覆中介为核心精神的Web3。

前者可以为香港的资产管理版图增添一个新的板块，而后者却可能动摇整个版图的根基。

这正是「昨天的规则」与「明天的革新」之间最根本的冲突。香港用管理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的逻辑，去管理一个新物种。结果，它拒绝了革新本身，只留下了一场无人喝彩的政策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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