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用昨天的规则，去迎接明天的革新，它就注定了要在今天迷失。

如今的香港，正被一种巨大的撕裂感所笼罩。或者说，它更像是平行时空里的两个香港，被折叠在同一座城市里。

两次危机与肌肉记忆

香港今天的这些规矩，其实是两次惨痛教训换来的：一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另一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这两次危机，把香港彻底打疼了，也打怕了。它甚至形成了肌肉记忆，只要看到风险，第一反应就是缩回手去。

1997年，香港刚刚回归，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炒家便盯上了这块肥肉，他们左手做空港币，右手做空港股，想直接把香港的汇率制打垮。一场被称为「香港金融保卫战」的惨烈搏杀就此展开。

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后来回忆，那是一段几乎让人窒息的日子。索罗斯们通过做空与借贷，在股市和汇市之间布下了一个连环局。他们先在汇市大量抛售港币，迫使香港金管局不得不提高利率以维持汇率稳定。高利率则必然导致股市下跌，随后，他们顺势平掉早已埋伏好的巨额空单。至此，收网完成，股市与汇市沦为了他们的双重提款机。

面对这种攻击，港府最初节节败退。但在1998年8月14日，港府决定动用外汇储备，直接入市干预。在接下来的十个交易日里，港府累计投入1180亿港元（约合150亿美元），与国际炒家硬碰硬。

8月28日，恒生指数期货结算日，当天恒指成交额创下790亿港元的天量，港府死守7829点，最终迫使索罗斯们在高位结算，铩羽而归。

这场胜利虽然惨烈，但总算保住了联系汇率这条香港的金融命脉。可打那以后，香港也留下了后遗症，监管层从此形成了一个铁律：稳定大于一切。任何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的因素，都必须被置于最严格的审视之下。

这是香港的第一层肌肉记忆。

如果说1997年的危机还只是外部冲击，那么2008年这次则是自家后院失了火。虽然火是从美国烧过来的，但最后烧掉的，却是香港老百姓对中环精英的信任。

那一年，大洋彼岸的雷曼兄弟倒闭，余波像海啸一样冲向香港。4万多名香港老百姓，其中绝大多数是靠养老金生活的阿公阿婆，他们手里那些与雷曼兄弟挂钩的迷你债券，一夜之间全成了废纸。

这些迷你债券被包装成低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通过银行渠道卖给了最不具备风险承受能力的普通人。这一事件暴露了香港金融体系内部的监管漏洞和销售误导问题，严重动摇了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

这个事件也直接催生了香港更严格的投资者保护条例和更复杂的金融产品销售流程。它让监管层对任何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可能损害普通投资者利益的金融创新，都抱持着近乎洁癖的审慎态度。

这是香港的第二层肌肉记忆。

香港的金融监管体系，正是在经历这两次危机之后，才彻底走上了一条极度强调稳定和安全的路径。这种路径依赖，在过去二十年里，帮助香港成功抵御了一次又一次的外部冲击，但也让它在面对一个全新的、以颠覆和去中心化为特征的金融科技革新时，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水土不服。

分裂的香港：谁的繁荣？谁的失落？

历史的创伤最终在香港的版图上生生拽出了三道鸿沟。现在的香港，正处于一场全方位的经济割裂之中。

第一道鸿沟，是金融与实体。

当全球的资本掮客和投资银行家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香港，为其重回全球IPO募资榜首而举杯相庆时，香港的实体经济却正在经历一场漫长的寒冬。

根据香港破产管理署的数据，2024年提交的公司清盘呈请高达589宗，创下自2003年非典以来的新高。一年之内，超过500家店铺悄然倒闭，其中不乏像华润堂、大昌食品、先施百货这样陪伴了几代香港人成长的本地老字号。铜锣湾、尖沙咀的黄金地段，曾经一铺难求的景象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紧闭的卷帘门和招租广告。

实体经济的萧条，直接反映在就业市场上。香港的整体失业率在2025年大部分时间维持在3%左右，而零售、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的失业率远高于平均水平，而20至29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更是居高不下。一边是金融业的招聘广告门庭若市，交易员的奖金再创新高；另一边是零售业的裁员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普通市民的饭碗朝不保夕。

繁荣，从未如此集中；失落，也从未如此普遍。

第二道鸿沟，是精英与民间。

如果说金融与实体的鸿沟描绘了产业的冰火两重天，那么精英与民间的鸿沟则揭示了人心的疏离。这种疏离，最直观地体现在钱与人的流向上。

一方面，是全球富豪和内地精英用钱投票，涌入香港。

2024年，香港的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录得7050亿港元的净资金流入，创下历史新高。内地买家在香港楼市的成交总额和宗数飙升近10倍，一年内购入价值1380亿港元的住宅。价值过亿的豪宅成交火爆，仿佛完全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香港普通市民用脚投票，涌向内地。

2024年，香港居民北上的总人次高达7700万，他们在内地消费了近557亿港元，从吃一顿饭、喝一杯奶茶，到看牙医、做保养，深圳和珠海成为了香港人周末的首选目的地。

更深层次的人口流动，则体现在跨境婚姻、教育和养老上。

根据香港统计处的数据，「港女北嫁」的比例从1991年的6.1%飙升至2024年的40%；每天有超过3万名跨境学童往返于深港两地；近10万名香港老人选择在广东养老，享受更低廉的物价和更宽敞的居住环境。

当一座城市的精英在谈论资产配置的全球化时，它的市民却在思考下一顿饭去深圳哪家餐厅吃更便宜实惠。一面是金元帝国的余晖，一面是停滞不前的底色。

第三道鸿沟，是资产与创新。

香港从来不缺钱，但钱似乎并没有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香港的研发强度，即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常年徘徊在1.13%左右。这个数字，不到新加坡的一半，甚至只有韩国的四分之一。更让人如坐针毡的是，一河之隔的深圳，研发强度早已跨过了5%的门槛。

尽管香港的初创企业数量在2024年达到了4694家，同比增长10%，但平均规模仅为3.8人，显示出一种遍地小草、不见大树的窘境。

资本更愿意追逐确定性高的资产，比如房地产和股票，而不是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科技创新。高昂的房价和租金成本，也极大地挤压了创业公司的生存空间。在香港，一个年轻的创业者最头疼的问题，往往不是找不到好的方向，而是付不起下个月的办公室房租。

金融与实体的鸿沟、精英与民间的鸿沟、资产与创新的鸿沟，共同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的香港经济图景。它像漫威宇宙中的魔多客，头部（金融）异常发达，而躯干和四肢（实体经济、创新）却日渐萎缩。

没有赢家的金融创新

答案是，它被这片土壤改造了。香港的金融科技创新，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由上而下、被严格控制的改良运动。

在这里，你无法既驯服火焰，又期待它照亮黑暗。

这场改良运动的第一个战场，是支付。

曾几何时，一张小小的八达通卡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创新。但在移动支付浪潮席卷全球时，八达通却反应迟缓，给了内地支付巨头和本地创新者巨大的想象空间。

然而，最终统一战场的，既不是微信支付或支付宝，也不是任何一家雄心勃勃的初创公司，而是两个带有浓厚「官方」和「建制派」色彩的产品：汇丰银行的PayMe和香港金管局主导的转数快（FPS）。

PayMe，含着金钥匙出生，背靠香港最大的发钞行汇丰银行，拥有庞大的现有客户基础和无可比拟的品牌信任度。而转数快更是由监管机构亲自下场搭建的跨银行支付基础设施。

它们的胜利，与其说是产品的胜利，不如说是「秩序」的胜利。这场所谓的支付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传统金融巨头和监管机构通过主动推出改良型产品，成功地将其他创新者挡在了门外，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如果说支付领域的创新从一开始就是被圈养的，那么虚拟银行则被寄予了成为「鲶鱼」的厚望。

2019年，香港金管局一口气发出8张虚拟银行牌照，希望引入这些鲶鱼，来搅动死水一潭的传统银行业。然而，五年过去，8家虚拟银行累计烧钱超过100亿港元，却只换来了不足0.3%的市场份额。

直到2025年上半年，众安银行、汇立银行、理慧银行三家终于首次录得盈利，但八家合计亏损仍高达6.1亿港元。绝大多数香港市民依然将传统银行作为自己的主要账户，虚拟银行更像是一个偶尔用来转账或薅羊毛的电子钱包。

它们没能颠覆什么，反而自身陷入了生存困境。少数几家率先实现盈利的虚拟银行，其路径也并非靠产品或服务的颠覆性创新，而是通过寻找传统银行不愿触碰的灰色地带，才艰难地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比如为Web3公司提供账户服务。

这与其说是「鲶鱼」的胜利，不如说是被招安的妥协。它们最终没有成为挑战者，而是变成了现有金融体系的一个补丁。

更有趣的现象发生在财富科技和保险科技领域。

这两个领域被金管局列为最具增长潜力、最值得扶持的金融科技赛道，因为它们完美地契合了香港的核心利益，即巩固其作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财富科技让高净值客户的资产管理更便捷，保险科技让保险产品的销售更高效。它们是服务于现有秩序的安全创新，是锦上添花的工具。

于是，我们看到了香港金融科技的「选择性繁荣」。一边是资产管理规模突破35万亿港元的盛景，另一边是虚拟银行在0.3%的市场份额里苦苦挣扎。服务富人的金融科技一路绿灯，试图服务大众、改变格局的金融科技却处处碰壁。

从支付、银行到财富管理，香港的金融科技创新呈现出一种清晰的模式：拥抱改良，抗拒革新。

这最终演变成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传统巨头虽然保住了自己的护城河，但也可能因此失去了更彻底、更具未来性的创新动力；而那些满怀激情的创新者，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最终也没能真正改变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

Web3的香港式尴尬

如果说香港对金融科技是招安，那么对Web3则是另一种取舍：拥抱其形，拒绝其神。

2022年底，香港高调宣布要成为全球虚拟资产中心，一时间，政策宣言如雪片般飞来，从零售投资者准入到稳定币监管沙盒，香港摆出了一副拥抱未来的姿态。然而，两年多过去，我们等来的却是一场典型的香港式尴尬。

2024年4月，当香港抢在美国之前推出亚洲首批虚拟资产现货ETF时，整个市场都为之沸腾。然而，蜜月期短暂得如同夏日骤雨。截至2025年底，香港6只虚拟资产ETF的总资产管理规模仅为5.29亿美元，与美国同类产品超过457亿美元的规模相比，相差超过80倍。

同样是ETF，同样的资产，橘生淮南则为橘，可惜香港是淮北。

更深层次的尴尬，则隐藏在合规的紧箍咒之下。香港为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设置了全球最严苛的监管标准之一，这固然杜绝了类似FTX崩盘的风险，但也带来了极其高昂的合规成本。

据业内人士透露，一家在香港持牌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其每月的运营成本高达1000万美元，其中30%至40%都用于合规、法务和审计。这对于巨头来说尚可承受，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创业团队而言，无异于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

2023年的JPEX事件，更是将这种尴尬推向了极致。这家未经许可的交易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的疯狂营销，以「零风险、高收益」为诱饵，吸引了大量普通市民参与，最终爆雷，涉案金额高达16亿港元。

JPEX事件的恶劣影响在于，它在社会层面造成了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让普通民众对整个Web3行业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也让监管机构更加坚定了严防死守的决心。

于是，一个吊诡的循环形成了。越是追求绝对安全，监管成本就越高；监管成本越高，持牌机构就越难与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野平台」竞争；「野平台」爆雷，又进一步强化了追求绝对安全的必要性。

香港试图为Web3建造一个固若金汤的安全屋，却发现，当房子建好后，革新的参与者要么选择在屋外另起炉灶，要么在屋内因繁琐的规则而窒息。

至此，香港对待Web3的真实态度已昭然若揭。它欢迎的是作为一种另类资产被纳入现有金融体系的加密货币，是一种可以被估值、被交易、被管理的金融产品。但它拒绝，或者说恐惧的，是作为一种革新工具的加密货币，那种以去中心化、抗审查、颠覆中介为核心精神的Web3。

前者可以为香港的资产管理版图增添一个新的板块，而后者却可能动摇整个版图的根基。

这正是「昨天的规则」与「明天的革新」之间最根本的冲突。香港用管理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的逻辑，去管理一个新物种。结果，它拒绝了革新本身，只留下了一场无人喝彩的政策独角戏。

巨轮的转向

回顾香港的金融科技之路，就像在观察一艘巨轮的艰难转向。

这艘名为香港的巨轮，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无疑是全球最成功的船只之一。然而，金融革新带来的不是一场风暴，而是海平面下降、新大陆的上升。它让曾经深不见底的海洋露出了无数狭窄、曲折、布满暗礁的新航道。

在这些新航道里，巨轮的优势反而成了最致命的劣势。它太大，以至于无法在狭窄的航道里转身；它太重，以至于在浅水区寸步难行；它的导航系统，在全新的水文环境里完全失灵。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成功者的诅咒」。它指的是，过去的巨大成功，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式，让你无法适应全新的范式，最终被自己过去的成功所反噬。这或许是对香港当下困境最精准的概括。

香港的迷失，不在于它做错了什么，而在于它把过去做对的事情，在错误的时间里，又重复了一遍。它试图用建造堡垒的方式，去拥抱一场流动的盛宴；它试图用改良旧制度的技巧，去拥抱一场旨在推倒重来的革新。

今天，这艘巨轮正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中央，发动机仍在轰鸣，但船长和船员们却陷入了深深的迷茫。远方的海平面上，无数轻巧的快艇正沿着新的航道飞速前行，将它远远地甩在身后。

历史，从未给过任何一座城市永远的豁免权。当昨天的光荣成为今天的枷锁，唯有挣脱枷锁的勇气，才能赢得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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