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中国央行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比特币挖矿”作为产业链上游的关键环节，被正式列入禁止清单，这一举措标志着全球曾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比特币挖矿行业，在经历了十余年野蛮生长后，迎来彻底的“急刹车”，从曾经的“挖矿圣地”到全面清退，这一转变背后，是能源安全、金融风险与产业转型的多重考量，也折射出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对“无烟产业”的重新定义。

“无烟产业”的崛起：比特币挖矿为何曾在中国扎根？

比特币挖矿，本质是通过高性能计算机（矿机）进行哈希运算，争夺记账权并获得比特币奖励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电力，因此电力成本、政策环境与产业配套，成为决定挖矿产业布局的核心要素。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比特币挖矿的“霸主”，源于三大优势：廉价而丰富的电力资源、完善的硬件供应链与相对宽松的早期政策环境，尤其在四川、云南、内蒙古等水电、火电资源丰富的地区，丰水期“弃水弃电”现象普遍，廉价的过剩电力为挖矿提供了天然土壤，据剑桥大学替代金融研究中心数据，2020年中国比特币挖矿算力占全球的65%，巅峰时期全国矿场数量超百万台，年耗电量一度超过中等国家水平。

中国在全球比特币矿机产业链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比特大陆、嘉楠科技等企业生产的矿机占全球市场份额超70%，从芯片设计到硬件组装形成完整闭环，这种“算力 硬件”的双重优势，让中国一度成为比特币网络的“心脏”，无数资本与创业者涌入，挖矿甚至被一些地方视为“绿色产业”“数字经济新动能”。

禁令背后的三重考量：从“默许”到“禁止”的逻辑转折

高耗能、高风险、监管套利等潜在问题，让比特币挖矿的“繁荣”逐渐显露出不可持续性，中国政府的禁令并非“突然袭击”，而是基于能源安全、金融稳定与产业升级的长期权衡。

其一，能源消耗与“双碳”目标的冲突。 比特币挖矿的“耗电大户”属性与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直接矛盾，据测算，2021年中国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约1500亿度，相当于1.5个北京市全年用电量，其中60%以上来自火电，在全球气候变暖与国内能源结构调整的背景下，这种“以高能耗换虚拟货币”的模式，显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内蒙古、四川等地的矿场，甚至曾因挤占居民用电、加剧“弃风弃光”而引发争议。

其二，金融风险与监管套利的隐患。 比特币挖矿作为虚拟货币产业链的源头，其收益往往与比特币价格挂钩，而比特币价格的剧烈波动，容易引发矿场经营风险，并通过产业链传导至金融市场，部分矿场主利用“挖矿”名义从事非法集资、洗钱等活动，规避外汇管理，扰乱金融秩序，2021年比特币价格暴跌时，国内多地出现矿场倒闭、投资者血本无归的事件，暴露了其高脆弱性。

其三，产业升级与“脱虚向实”的政策导向。 中国正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强调“新基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具有技术外溢效应的产业，相比之下，比特币挖矿属于“资源消耗型”活动，除了电力与硬件投入，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带动有限，政府更希望将电力、算力等资源投向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退潮与转型：从“全球算力中心”到“绿色挖矿”的探索

禁令之下，中国比特币挖矿行业迅速降温，四川、内蒙古等地的矿场在2021年下半年陆续关停，数十万台矿机被低价转卖或运往海外（如美国、哈萨克斯坦、伊朗等），中国全球算力占比从65%骤降至2022年的不足10%，一场曾经轰轰烈烈的“淘金热”，就此落幕。

但“禁止”并非终点，而是产业转型的起点，中国在禁令中明确指出，要“引导相关企业有序退出”，并鼓励将矿场资源转向“合法合规、绿色低碳”的领域，这一过程中，两条转型路径逐渐清晰：

一是“算力”的再利用：从挖矿到“东数西算”。 废弃的矿场拥有大量电力设施与机房资源，恰好可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将东部地区的算力需求引导至西部，利用西部丰富的能源与气候资源建设数据中心，四川一些关停的矿场已改造为云计算节点，为人工智能、区块链（不含虚拟货币）等领域提供算力支持，实现“弃挖矿、用算力”的绿色转型。

二是“技术”的溢出：从矿机研发到高端制造。 中国企业在矿机芯片设计、散热技术、能源管理等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并未因禁令而消失，部分企业开始将研发方向转向AI芯片、服务器等更具技术含量的领域，将“算力竞争”的经验应用于实体经济，比特大陆已转型为AI芯片公司，其训练芯片在市场上与英伟达等产品展开竞争。

三是“监管”的成熟：从“放任不管”到“精准规范”。 中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并非“一刀切”，而是强调“分类施策”，对于区块链技术本身，政府始终持鼓励态度，并在数字人民币、供应链金融等领域推动应用，这种“技术中立、监管穿透”的思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划定了清晰边界——任何创新都不能以牺牲能源安全、金融稳定为代价。

在“禁止”中寻找更可持续的未来

中国全面禁止比特币挖矿，是一场深刻的产业政策调整，也是对“什么是真正的数字经济”的重新思考，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与“高能耗”特性，注定与中国的国家战略存在根本矛盾；而算力、算法等底层技术的价值，唯有服务于实体经济，才能释放持久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