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中国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明确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全面叫停新增项目，这一纸文件，为曾占全球比特币算力超70%的中国挖矿产业按下“终止键”，回溯比特币在中国十余年的发展轨迹，挖矿产业从边缘地带的“技术试验”，到资本涌入的“数字淘金热”，再到政策利剑下的急流勇退，不仅是一部产业兴衰史，更折射出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能源转型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复杂权衡。

野蛮生长：中国挖矿的“黄金时代”

比特币挖矿的本质，是通过高算力计算机解决复杂数学问题，争夺记账权并获取新发行比特币及交易奖励的过程，其核心驱动力有两个：廉价电力与技术集群效应，而这恰恰在早期中国形成了独特优势。

能源红利是第一引擎，中国西南地区丰富的水电资源（如四川、云南），丰水期电价低至0.3元/度，远低于欧美国家；内蒙古、新疆等地的火电资源，在“弃风弃光”政策下也能获得低价电力，矿场主纷纷在这些地区“扎堆”，将高耗能的挖矿设备接入电网，甚至与当地电厂签订“直供电”协议，形成“矿电联盟”，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中国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约120亿度，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全年的用电量，占全球算力的75%以上。

产业链集群效应加速扩张，从芯片设计（如比特大陆的蚂蚁矿机）、硬件生产到矿场运营，中国迅速构建起全球最完整的挖矿产业链，深圳华强北成为矿机销售的核心市场，二手矿机交易活跃，甚至衍生出“矿机托管”“算力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矿工群体也从早期的极客爱好者，扩展到资本玩家、能源企业，甚至地方政府将其视为“数字经济新增长点”，一度给予税收与土地政策倾斜。

政策默许与监管空白，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但并未直接禁止挖矿，而是将其归类为“互联网虚拟商品”业务，这种“模糊态度”为挖矿留下了灰色空间，产业在监管真空野蛮生长，直至2020年比特币价格突破2万美元，挖矿利润率高达300%,资本狂欢达到顶峰。

政策转向：从“默许”到“清退”的多重逻辑

2021年的全面清退，并非突然之举，而是多重因素叠加下的必然选择。

能源与“双碳”目标的硬约束，中国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后，高耗能产业的减排压力陡增，比特币挖矿的“能源黑洞”与绿色转型背道而驰：四川丰水期矿场“旱涝保收”，却导致水电弃用；内蒙古矿场依赖火电，加剧碳排放，2021年夏季，四川因矿场过度用电，甚至影响居民用电，引发舆论哗然。“挖矿是伪创新，浪费能源，必须坚决清退”——官方表述直指核心矛盾。

金融风险防范的底线思维，比特币挖矿与虚拟货币交易深度绑定，而中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态度始终明确：防范金融风险，维护货币主权，挖矿产业滋生了非法集资、洗钱、逃税等乱象：部分平台以“挖矿理财”为名行传销之实，矿工通过“场外交易”规避外汇管制，资本借机炒作“币圈财富神话”，冲击传统金融秩序，2021年5月，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密集发声，强调虚拟货币交易“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为挖矿清退铺平道路。

产业升级与技术自主的考量，随着芯片短缺、全球算力竞争加剧，中国开始反思资源过度向“挖矿”等低附加值领域集中，比特大陆等矿机巨头虽在芯片设计上取得突破，但核心技术与先进制程仍落后于国际巨头，政策引导下，资本与人才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硬科技”领域转移，挖矿产业被定义为“落后产能”,让位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退潮之后：影响与启示

中国全面清退比特币挖矿，引发全球算力格局重构，也留下深刻启示。

全球算力版图重塑，中国矿工带着设备与资本“出海”，转向哈萨克斯坦、伊朗、美国德州等地，但这些地区面临电力不稳定、政策反复等问题，2021年下半年，全球比特币算力一度腰斩，随后缓慢回升，但“中国中心”时代一去不返。

地方经济的“阵痛”与转型，四川、内蒙古等依赖挖矿的地区，短期内面临税收减少、就业岗位流失等问题，但长远看，倒逼地方产业升级：四川发展“水电 大数据”中心，内蒙古布局“风光火储一体化”新能源产业，挖矿留下的电力基础设施正服务于数字经济新赛道。

监管与创新的平衡之辩，中国对挖矿的“一刀切”，体现了对金融风险与能源安全的零容忍，但也引发对“技术创新边界”的讨论，如何在鼓励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同时，防范“伪创新”套利？监管的“精准性”与“前瞻性”成为关键——对分布式存储、算力网络等“绿色挖矿”形态的探索,或许能为未来监管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