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时，全球市场一片动荡：英镑单日暴跌超11%，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英国富时100指数虽因汇率效应逆势上涨，但银行、地产等板块重挫；欧元、美元等避险资产则大幅走强，在这场看似混乱的“黑天鹅”事件中，有一群人不仅未因市场波动而退缩，反而暗自叫好——他们就是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的交易员，对他们而言，脱欧绝非一场政治灾难，而是一场充满机会的“盛宴”，交易员为何对脱欧抱有如此复杂的“热情”？这背后藏着一套基于市场逻辑、利益驱动和风险偏好的深层逻辑。

波动性：交易员的“生命线”

对交易员来说，市场波动性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提款机”，平稳的市场意味着价差收窄、利润微薄，而剧烈波动则意味着套利、对冲、投机的机会无处不在，脱欧公投前，英国与欧盟的谈判充满不确定性，民调数据反复摇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本身就催生了大量交易机会：

  • 期权市场狂欢：交易员大量购入“虚值期权”（即行权价与当前市场价格差距较大的期权），赌脱欧后英镑、股指的极端行情，某对冲基金在公投前一周买入大量英镑看跌期权，公投后英镑暴跌，该基金单日收益超过10亿美元。
  • 套利空间扩大：脱欧引发英镑与欧元、美元的汇率剧烈波动，跨市场套利机会涌现，交易员可在伦敦市场买入因恐慌而低估的英国股票，同时在纽约市场卖出对应的股指期货，对冲风险的同时赚取价差。

正如一位资深外汇交易员所言：“市场越慌，钱越好赚，脱欧就像一场飓风，有人看到的是破坏，我们看到的是风口。”

政策红利与监管套利的空间释放

英国脱欧的核心诉求之一是“夺回政策自主权”，尤其是金融监管权，这对交易员而言，意味着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更大的操作空间：

  • 伦敦金融城的“松绑”：脱欧前，英国金融业需遵守欧盟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 II）等严格规定，高频交易、自营交易等业务受限，脱欧后，英国可推出“轻量版”监管规则，降低合规成本，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在伦敦设立交易部门，2021年英国推出“爱丁堡改革”，放宽银行资本要求，直接刺激了做市商和自营交易业务的扩张。
  • 与欧盟的“监管竞争”：脱欧后，英国不再受欧盟金融监管机构（如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的直接约束，可与欧盟签订“ equivalence”（等效性）协议，在互认监管标准的前提下争夺欧洲金融业务，交易员可利用英国与欧盟监管差异，开展“监管套利”——例如在英国市场交易受欧盟限制的衍生品产品，或利用伦敦与法兰克福的时差和价差进行24小时无风险套利。

一位在伦敦的对冲基金经理直言：“欧盟的监管像一件紧身衣，脱欧让我们终于能脱掉它，交易的本质是效率，而宽松的监管就是效率的催化剂。”

英镑贬值：出口导向型企业的“隐形推手”

英镑在脱欧后长期处于历史低位（较公投前贬值超20%），这对英国出口企业和依赖海外收入的跨国公司构成利好，而交易员正是这股“贬值红利”的敏锐捕捉者：

  • 股市的“汇率效应”：英国富时100指数成分股中，超70%的企业收入来自海外，英镑贬值使这些企业的海外利润折算成英镑后大幅增加，直接推动股价上涨，交易员在脱欧公投后迅速买入富时100指数ETF，并在随后的两年内获得超30%的收益。
  • 周期股的“复苏行情”：英镑贬值提升了英国制造业、资源类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交易员纷纷布局这些“周期性受益”板块，2022年英镑跌至1.19美元（兑美元）时，英国汽车、化工出口订单激增，相关股票涨幅领先大盘，对冲基金通过多空策略（做多周期股、做空消费股）再次获利。

这种“弱货币 强出口”的逻辑，让交易员将英镑贬值视为“送钱”,而非危机。

对冲基金的“危机经济学”

对冲基金是交易员中最擅长“从危机中获利”的群体，而脱欧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危机样本”，其核心逻辑是：不确定性创造定价偏差，而偏差终将被修复。

  • 做空“恐慌资产”：脱欧公投后，市场恐慌情绪蔓延，交易员集体做空英国国债（因避险需求买盘推动价格上涨，但交易员判断长期经济承压，价格终将回落）、英镑兑美元等资产，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旗下的大奖章基金在脱欧后通过做空英镑获利数亿美元。
  • 做多“被错杀资产”：脱欧引发市场对英国银行业的恐慌，汇丰、巴克莱等银行股价暴跌30%以上，但交易员分析认为，这些银行的欧洲业务占比低，且英国央行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股价存在“超跌反弹”空间，随后半年内，英国银行股普遍反弹40%，精准布局的交易员大赚一笔。

对冲基金创始人达利欧曾直言：“危机的本质是机会，脱欧让我们验证了‘坏消息即是好消息’的交易哲学。”

新市场机遇：伦敦与欧盟的“金融分流”

脱欧后，英国与欧盟的金融业务开始“分流”，伦敦金融城与巴黎、法兰克福等欧洲城市展开竞争，这为交易员创造了新的市场生态：

  • 欧元清算业务争夺：脱欧前，全球80%的欧元清算业务在伦敦进行，但欧盟要求欧元清算需在欧盟境内完成，这迫使部分机构将业务转移至巴黎、法兰克福，交易员则提前布局这些新兴金融中心的交易席位，抢占市场先机。
  • 跨境交易成本重构：英国与欧盟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增加，跨境交易的时间成本和合规成本上升，但交易员发现，可通过“转口贸易”“数据本地化”等灰色地带降低成本，甚至利用成本差异开展套利，在伦敦买入欧盟股票，通过卢森堡分支机构清算，再反向卖出，赚取“制度红利”。

交易员的“理性”与“冷血”

交易员支持脱欧，并非认同其政治理念，而是遵循一套“利益至上”的市场逻辑：波动性带来机会，政策松绑释放空间，经济结构变化创造新赛道，在他们眼中，政治事件不过是市场波动的“催化剂”，而捕捉催化剂背后的价格偏差，才是交易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