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9岁，兜里揣着妈妈给的5毛零花钱，蹲在供销社门口盯着玻璃柜里的橘子汽水，汽水3毛一瓶，剩下的2毛，我会攥得发热，等着校门口小卖部的冰棍车——那是我对“财富”的全部认知：能换到甜的、凉的东西，有钱”。

那年冬天,舅舅从深圳回来，带回来一个方方正正的“砖头”，说是“大哥大”，他按下绿色按钮，里面传来电流声般的杂音，他却笑得眼睛发亮：“以后打电话不用跑邮局了，这玩意儿能装下全世界！”我不懂“全世界”是什么，只觉得那“砖头”比供销社的算盘还神奇。

如果时光能倒流,让我带着2024年的记忆回到1991年，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买橘子汽水，也不是攒钱买大哥大——我会冲进县城唯一一家有电脑的打印社，用攒下的所有“财富”（可能也就几块钱），买下“以太坊”。

1991年根本没有“以太坊”，这个词是2015年由程序员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创造的，他想要建立一个“可编程的区块链”，让数字资产不只是“钱”，还能承载更复杂的逻辑——比如智能合约、去中心化应用（DApp），那时的我，连“电脑”是什么都没摸过，更别说“区块链”这种天书般的词。

但“买以太坊”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时光倒流的假设里疯长。

如果1991年我能“买”以太坊，我会怎么做？

得找到“以太坊”的“前身”，1991年，互联网刚在中国萌芽，县城的打印社里，一台286电脑要占半间屋子，屏幕是绿色的，开机要等5分钟，舅舅的“大哥大”是模拟信号，通话质量像隔着一层棉被，但正是这一年，美国学者斯图尔特·哈德菲尔德（Stuart Haber）和斯科特·斯托内塔（Scott Stornetta）提出了“时间戳”的概念——用密码学给文档打上不可篡改的时间标记，这后来成了区块链的“根”。

我或许会拿着那几块钱,找到打印社的师傅，让他帮我“存”一笔“数字钱”：把我的名字“小明”和日期“1991年12月1日”输入电脑，再用哈德菲尔德的“时间戳”算法加密，师傅大概会以为我疯了：“存钱？你把钱放我这儿，我给你写张条子不就行了？”我会告诉他：“这个‘条子’不能改，谁改了谁就是骗子，而且以后全世界都能看到这个条子。”

师傅大概会摇摇头,但还是会帮我“存”下——毕竟，几块钱对他来说也是生意。

我要“等”以太坊的诞生。

从1991年到2015年,24年足够让一个小孩长大，我会把那台打印社的电脑当成“宝贝”，每年都去看看它，给师傅带包烟，问：“‘时间戳’的东西，有人用了吗？”

1998年,一个叫戴维·乔姆（David Chaum）的人发明了“电子现金”，但需要中心机构验证，不够“去中心化”；2008年，中本聪发表《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比特币诞生了，它解决了“去中心化”的问题，但只能做“数字黄金”，不能“编程”；2013年，20岁的维塔利克在比特币论坛上提出：“比特币的脚本太弱了，能不能像乐高积木一样，让区块链自己‘运行程序’？”

2015年,以太坊白皮书发布，7月30日，以太坊主网上线，初始价格每枚0.3美元，如果1991年我“存”的那笔“数字钱”，能通过某种方式“映射”成以太坊，那我就能在主网上线时，用0.3美元的价格“买”到第一枚以太坊。

2015年的0.3美元，和2024年的“数字黄金”

2024年,以太坊的价格已经超过3000美元，一枚以太坊=10000瓶橘子汽水=3333根冰棍=166部“大哥大”，如果1991年我“买”到了以太坊，那5毛钱零花钱，现在可能值上千万——这不是天方夜谭，是“复利”和“认知”的力量。

但更重要的是,“买以太坊”不是“发财”，是“拥抱未来”，1991年，我蹲在供销社门口，想不到2024年，我可以用手机扫码买橘子汽水，可以用数字钱包转账，可以在元宇宙里和朋友见面；舅舅想不到，他的“大哥大”会变成智能手机，5G信号能让他和远在非洲的客户视频通话。

以太坊的出现,不是偶然，是“时间戳”种子的必然生长：从哈德菲尔德的“不可篡改”，到中本聪的“去中心化”，再到维塔利克的“可编程”，每一次技术的迭代，都是人类对“信任”和“效率”的更高追求。

回到1991年，我依然会“买以太坊”

不是因为我能预知未来,而是因为我相信：技术的进步，就像供销社的橘子汽水，从3毛到3块，从3块到30块，永远在向前；而那些“看不懂”的新东西，往往藏着未来的答案。

1991年,我买不到以太坊，但我买到了橘子汽水的甜；2024年，我能买以太坊，但买不到1991年的纯粹，或许，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资产，而是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就像9岁的我，蹲在供销社门口，盯着玻璃柜里的橘子汽水，以为那就是全世界，而现在我知道，世界远比橘子汽水大，比以太坊大，它藏在每一个“看不懂”的明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