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单极霸权受到由信息科技推动的多极化趋势的挑战，公开手段与隐蔽手段、对称力量与非对称力量的激烈博弈，使美国达成战略目标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反思严重依赖军事手段推行霸权主义的传统做法，转而开始寻求综合运用多种国家权力要素以维护国家利益，政治战由此重回大国竞争的舞台。

美国政治战的基本理念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政治战行动并没有停止。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4月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再次将政治战的概念写入官方文件。2018年4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现代政治战》系列研究报告，这为美国实施政治战提供了全面的行动指南。报告指出，美国应改变过度依赖军事力量的传统做法，积极发展现代政治战能力，通过政治战方式对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发动新一轮舆论、心理、意识形态和经济等多维度的攻击。

兰德公司的《现代政治战：当前实践与可行对策》报告总结了现代政治战的十个关键属性，基本勾勒出现代政治战的特征：非国家行为体以前所未有的影响范围参与政治战;政治战是对国家实力所有要素的全面运用;政治战高度依赖代理人的力量和手段;信息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对抗虚假信息的最佳途径是及时提供可信证据;侦察早期阶段的政治战活动需要投入大量情报资源;政治战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经济杠杆越来越成为强国青睐的工具;政治战往往利用种族、宗教和其他内在联系来拉拢民众;政治战并非取代常规战争，而是拓展了其作用范围。

兰德公司于2018年7月发布了《美国怎么打政治战》研究报告，提出21世纪政治战的行动样式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分别是非常规战争、远征外交和秘密政治行动，并对美国政治战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非常规战争由美国防部(DoD)主导，聚焦非战争状态下的战略军事部署，通过非常规军事力量干预非传统冲突，包括支持抵抗运动、反叛乱及反恐维稳等。远征外交由美国国务院(DoS)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联合实施，主要依托驻外使领机构、学术团体及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旨在加强区域治理能力建设、培育亲美势力并储备政治行动资源。秘密政治行动由中央情报局(CIA)主导，其任务主要是实施战略信息操控与情报双向利用，包括搜集有利情报与散播虚假信息。

美国政治战的运行机制

美国政治战的运行机制基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手段，通过影响盟友与对手的政治判断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该机制在组织层面由国务院主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与军事支持，通过跨部门合作机制加以推进，并最终由具备多元力量的行动组织(如非政府组织等)具体实施。

国务院组织领导政治战行动。兰德公司发布的《现代政治战》报告指出：“关于灰色地带行动，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美国政府机构能起到领导作用，而且我们也一直不愿成立一个有实权的强制机构，确保不同政府部门的各种行动和活动相互协调共同支持总统的决定。”由此可见，美国在进行政治战的过程中认识到，建立或赋权一个协调各方的主导机构是政治战的首要组织目标。因此有批评指出，近年来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规模的持续扩大，会使政策执行在战术层面上过于混乱。为改善这一局面，美国正积极加强国务院在政治战中的主导作用。这既源于国务院被视为各部门中的首要机构的传统，也体现了美方试图将此类工作机制常态化的意图，即通过国务院主导的行动组织，依照白宫发布的全面政策指导行动，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国家小组牵头进行跨部门协调。在国务院的主导下，美国政治作战格外重视跨部门协调和机构合作。各部门在指定区域联合制定计划时，不仅需要形成全面的总体方案，还需结合当地特殊情况做必要调整。针对特定国家设立的国家小组和特派团团长，是美国海外政治作战的牵头力量。国家小组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负责参与拟定区域性解决办法。国家小组成员通过与驻在国的各类相关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并在与驻在国政府协调一致的情况下，能够更全面、深刻地评估政治战实施环境和实施难度，因此国家小组掌握着特定国家最权威、最有价值的信息。每个国家小组都负责制定相应的政治战计划，并整合各参与机构的意见。

特种作战力量执行特殊任务。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在政治战中扮演着多重角色。第一，特种作战部队帮助收集和整合潜在的动态威胁信息。这些信息涵盖了区域动荡的潜在风险、联盟体系的不稳定因素以及战略稳定性面临的威胁，为决策层提供态势感知支持。第二，特种作战部队通过军事信息支援行动，为美国的综合威慑提供了重要支持。特种作战部队在通过军事信息支援对抗潜在对手，提高美国的地区介入能力和影响力的同时，还通过拒止和惩罚来加强威慑，向盟国和伙伴国展示如何抵御对手胁迫。第三，特种作战部队协助伙伴国抵抗动乱并提高作战能力和冲突后复原力。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美国及其盟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与当地非正规军开展合作，美特种作战部队在协助伙伴国建立并训练专业化、有战斗力的部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同国际盟友合作开展协调行动。美国在制定详细的政治作战规划之前，通常与共同面临威胁的国家进行沟通。在共同计划制定之后，互相提供援助，包括：增加威慑力、强化军事存在、演习或援助。在面对威胁时，各方可启用防御计划并发出信号，对较低等级的敌对活动可以用隐蔽、秘密或公开的方式进行主动反击。面对常规战争之外的侵略和威胁，东道国可获得美国驻军的支持与联盟的援助。在达成战略共识后，成员国将采取联合措施。一方面，成员国将签署承诺书，采取切实可行的政治行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附加限制条件或警告。另一方面，如果联盟中的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联手对抗已存在或潜在的威胁，将向潜在的侵略者传递强烈威慑信号。以北约为例，其通过欧洲盟军司令部(SHAPE)与特种作战司令部(SOCEUR)协同运作，为北约成员国构建了多层级的防御体系并形成强大的协同威慑力。

由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具体实施。美国政治战的具体实施往往依赖某些社会层面的末端力量，以隐蔽其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出官民一体、军民一体的特征。政府、军队、学界、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协同力量体系。2021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提出关于“建立向美国及其盟国政府、媒体、学者开放的翻译与分析中心”的议案，聚焦译介诸如中国等对美有重大战略影响的国家的重要政策文件。此举表明，美政府正在动员美国学术界加入其全力推动的“全政府”“全社会”型对华战略。此外，非政府组织是美国实施政治战和地缘战略的重要载体。

美国政治作战的基本特点

紧扣核心利益，实现战略目标。美国通过抹黑潜在对手的方式构建防御性战略叙事，将自身塑造为政治战的“受害者”，为其发动政治战寻找借口。然而实际情况表明，美国会频繁发起针对特定目标的政治战行动，且这些目标均紧密服务于美国国家核心利益。2025年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等关税”政策就体现了美国政府在经济议题上的政治考量。该政策假借“公平贸易”之名，实则通过对180个贸易伙伴施加差异化关税，在强制性经济调整中渗透地缘政治意图，旨在重构国际产业链布局、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发展势头，最终巩固其全球霸权。

联动分散力量，形成整体合力。从政治战实施主体上看，美国政治战主体既包括官方授权机构，也涵盖“非国家行为体”。例如，以国际开发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以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为代表的美国智库，以及诸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媒体机构，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政治战执行网络。2025年1月14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的报告建议美国可以仿照二战期间英国的“经济战部”，设立一个专门处理非正规战争相关事务的常设国家机构，整合军民机构中的非正规战争资产和作战能力，从而凝聚分散资源、形成整体合力。

多域整合协同，提升整体效能。美国致力于构建复合型政治战能力体系。为整合多域政治作战力量，形成跨域协同的整体合力，美国智库建议参照国家反恐中心(NCC)模式组建国家政治战中心(NPWC)，以渐进式提升非常规战争、远征外交及隐蔽行动等的核心政治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国智库还建议在军事指挥机构中设置文职部门代表，并由国防部和特种作战部队向国务院输送军事规划人员，以便美国国务院和军事部门对接规划、协调执行，构建起能够灵活应对混合威胁的一体化政治—军事行动机制。

美国政治作战的缺陷和不足

部门利益掣肘。美国的政治作战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协调机制。军事、外交、情报等部门之间未能实现有效协同，导致资源浪费和行动效率低下。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国务院与国防部在对乌援助问题上曾产生分歧，国务卿布林肯等国务院官员主张大力支援乌克兰，包括向其提供大量先进武器等军事援助，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然而，时任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等官员则相对克制，认为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不会让战争局势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由此可见，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相互掣肘，导致美国在对乌援助问题上反应迟缓、前后不一，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信誉。

资源配置困境。美国政治作战的资源配置存在显著缺口，严重制约政治战效果的实现与战略目标的达成。基于“美国优先”政策导向的行政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内向化特征，其国防预算中的对外援助部分遭严重压缩，民主价值观输出力度显著弱化。2025年2月9日，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式摘牌，标志着这一延续了60余年的双边援助机构失去了其作为独立机构的法定地位。此举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预算继续削减，对外援助事项的优先级进一步下降。对比而言，美国近年来持续大幅增加军费预算，2025财年国防预算更是占到美政府财政支出的12%，远高于其用于外交事项的预算。这种“重硬实力、轻软实力”的资源配置，正不断削弱美国政治战所必需的战略弹性和长期影响力。

国际信誉下降。美国在推进政治战战略时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实质上是对多边主义体系的挑战，旨在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2025年2月14日，慕尼黑安全会议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策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会议上公开批评欧洲的民主实践，指责欧洲国家“压制言论自由”并干涉内政。更有甚者，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单方面与俄罗斯推进和谈，将欧洲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这一系列举动导致美欧同盟关系出现历史性裂痕。同时，政治战中虚假信息的传播往往容易遭到反噬。美国长期将传递虚假信息作为政治战手段，这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进而削弱了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力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