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棠希

电视剧《洪武大案》第一集的一个片段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朱元璋在位时，老家凤阳一带发生暴动，官府雷霆出击，迅速平定祸乱，逮捕两位起义头目高峰、黄纲。

地方官府将二人押至南京，在皇宫朝堂上，朱元璋以胜利者姿态问高峰：“死到临头了，有什么话要说吗?”

高峰微微耸肩，哂笑道：“你就是朱元璋啊。”

洪武大帝：“我是朱元璋，当今的皇帝，你是个什么东西呀?”

高峰全然不惧：“和你差不多，都是活不下去了才造反的。我也当过要饭和尚，就是运气没你好。”

犯人出言不逊，朱元璋压制怒火说，念在同乡的份上，就不跟他计较言语之失。可高峰深知朱元璋秉性，他一心求死：“你不就是东乡的重八吗?行，我佩服你，替我凤阳人争了脸，可是犯在你手里，你饶过谁呀!”

朱元璋知道这人愤愤不平，无法正常沟通，且视死如归，便成全了他。

随即，朱元璋又问另一名头目黄纲：“他(高峰)说活不下去了，何至于此啊?”

见朱元璋有心了解事情真相，黄纲这才放下心结，控诉起来：“我们一千多人修城，饿就饿死了一百多人，还有那些生病的，又死了一百多人，不反又如何?”

原来，这是一起因服劳役引发的农民暴动。

但朱元璋很奇怪：“劳役不是有粮饷吗?”

黄纲不可置信地望向皇帝，“粮饷?两个千户串通一气，四个月的粮饷，被他们克扣了一半，我们吃完了，还要用我们自己身上带的钱去买吃的，没带钱的只能饿着肚子干活，饿极了就吃草，吃树叶，钱花完了也一样。找千户要饷，不但不给，反而打死了我们两个领头的，你说，活得下去吗?”

朱元璋还在质疑：“为何不告官呢?”

朱元璋(剧照)

皇帝的反问似乎在理，国家治理难免有失，地方官府侵犯百姓权益，百姓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解决问题，为什么暴力抗法?

孰料黄纲也不跟他解释，只反问了一句：“你造反的时候为何不告官呢?”

剧照

一句话堵得朱元璋哑口无言。

你造反的时候为何不告官?黄纲这一句反问，字字如刃。朱元璋沉默良久，无法回答。

他当然知道答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答案——因为“官”，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朱元璋不是不懂民间疾苦，恰恰相反，他对官吏欺压百姓的手段了如指掌，因为他自己就深受其害，也亲眼目睹了无数人深受其害。

明初，朱元璋曾命人编写《大诰》，收录了大量真实案例，其中不乏百姓告官反被反噬的记录。

百姓告状，首先要过“衙门朝南开”这一关。

按照明代诉讼制度，百姓状告官员，须逐级上陈，县告县，府告府，层层有门槛，层层要打点。告状的成本，往往远超所受的损害。何况被告的正是经手的官员，他们掌握着地方的一切：粮册、人丁、土地登记、驿站文书……一个普通农民，拿什么去跟掌握全部资源的地方官府周旋?

更要命的是，告状告输了，反坐。

《大明律》规定，诬告者，反坐被告之罪。而“是否诬告”，恰恰由地方官员来裁定。换言之，你去告千户克扣粮饷，千户转手一本奏疏，说你扰乱军心、刁民滋事，你不但告不成，反而可能先被收监。

这种情况下，底层民夫能告吗?敢告吗?

朱元璋之所以哑口无言，不是因为他想不出反驳的话，而是因为他不敢说出答案，说出答案等于否定自己的合法性。

其实，朱元璋登基之后，比任何皇帝都更执着于惩治贪腐，原因正在于此。

洪武年间，朱元璋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清洗，郭桓案、空印案、胡惟庸案、蓝玉案，每一案都牵连数万人。后人多将其解读为君主集权的权术，却往往忽略了另一面：朱元璋对贪官的愤怒，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实的、个人的、来自骨子里的。

《大诰》中，朱元璋历数贪官污吏之害，言辞激烈，字里行间透出切肤之恨，绝非单纯的政治表态。

据载，他规定凡贪污情节严重者，剥皮实草，将人皮塞满稻草制成标本，悬挂于衙门公座旁边，以儆效尤。

他甚至在《大诰》里明确赋予百姓一项特权——“民拿害民之官”：若地方官鱼肉百姓，百姓可以绑了这个官，押送至京，沿途官员不得阻拦，否则同罪。

这项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它的逻辑恰恰说明朱元璋心里非常清楚一件事：常规的告官渠道，对于真正被欺压的底层百姓而言，形同虚设。所以他要专门开一条旁路，绕过层层官府，让百姓直达天子。

然而这条路，也随着他的驾崩，逐渐堵死。

黄纲的那句反问其实触碰了封建政治结构的死穴：监督永远只能自上而下，无法自下而上。

底层百姓没有监督执政者的权力，因此“民告官”几乎是一种自杀式的行为。

朱元璋在皇权制度下做的修补让他更像是一个有决心的裱糊匠，但他改变不了延续数千年的权力模式，这处死穴用严刑峻法也不能填补。

此外，从现实层面来说，高度中心化的中央集权常常伴随着基层治理的乏力。

朱元璋杀了无数贪官，却杀不尽贪腐。他建立了严密的监察体系，设都察院、六科给事中、锦衣卫，却仍然无法阻止地方官员在皇权触及不到的地方为所欲为。

我们常说古代“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世界，里甲、乡绅、胥吏、差役，构成了一张皇权无法直接穿透的网。

也就是说，百姓的日常生活，与皇帝隔着无数层的代理人。每一层代理人，都是潜在的盘剥者。而这些代理人，恰恰是皇帝赖以统治的工具。

动了他们，皇权体系就会松动。

不动他们，百姓就是案板上的鱼肉。

所以，告官无用，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所以，每一个被逼造反的人，都和曾经的朱元璋一样，在走投无路之后，才选择了最后那条路。

所以，黄纲的反问，朱元璋无法回答。

两千年前曾是今天，两千年后也是历史

我们记录前人，后人记录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