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 | 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思：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重评胡乔木同志的“二十年左倾”论

对胡乔木同志《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进行的系统性反驳文章——基于紫虬系列文章的核心理论观点，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紫虬 | 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思：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重评胡乔木同志的“二十年左倾”论

胡乔木同志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中，将建国后二十年的历史探索简单归结为“超越阶段”的“空想”与“错误”。这种论断不仅在哲学上陷入了机械唯物论的泥潭，更在历史观上滑向了否定全党探索的历史虚无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结合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现实矛盾进行系统审视，就会发现胡乔木的归因逻辑存在根本性的理论缺陷与事实误判。

一、 破除“机械唯物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而非单向决定

胡乔木文章的核心逻辑是“唯经济决定论”，即认为中国因为经济落后，就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条件，任何超越经济现状的制度探索都是“左”倾错误。这种观点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违背了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历史。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作了区别(《斯大林选集》(下)，598)，毛泽东进一步首次提出了生产力有不同的社资属性(《毛泽东年谱》，7，272)揭示了生产力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承载的特定社会属性与阶级内涵。与之对应的是伯恩施坦、雅罗申科等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生产力中性的观点。其根源是机械唯物论。实践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隐匿生产力的政治属性，就会忽视生产关系，放任雇佣劳动制度，必然在生产的无序扩张中两极分化。

毛泽东同志不仅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历史事实，指出“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毛泽东年谱》，7，270)，更是从实践的角度，关注活劳动过程，以“两参一改三结合”，鼓励人与其他生产要素配置创新，体现劳动主体的人与人平等，紧紧的抓住了恩格斯提出的，把所有权和劳动——“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4，517)，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理论。

胡乔木同志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机械割裂，试图用僵化的经济公式套用鲜活的历史，这实际上否定了中国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如公有制改造)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当性。其主张的“中性生产力论”掩盖了生产力的社会属性，试图用抽象的“发展是硬道理”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这种逻辑与当年伯恩施坦等人反对十月革命“早产”、陈独秀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调如出一辙。在理论上，它站不住脚;从实践看，这种观点违背了百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事实;从常识与逻辑看，蒸汽机、电力、互联网等技术进步引发的财富涌流并不必然引发生产关系调整，其自发性只能带来财富的集中而非社会的普惠。

二、 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推诿责任给毛泽东，掩盖了探索的艰辛与伟大

胡乔木将二十年的曲折全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的“空想”和“阶级斗争”，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手法。这种论述试图通过否定领袖个人，来切割错误路线与那段历史的关系，进而否定中国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

事实上，在全党对陌生的建设实践探索中，毛泽东同志凭借群众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从未脱离中国国情。他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强调“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提出“十大关系”，正是为了在商品经济依然存在的条件下，防止两极分化，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僵化模式的道路。这二十年间，中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一些观点为了否认自身“左”右摇摆的工作失误，将这些艰辛的制度探索简单斥为“错误”，不仅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更是对无数奋斗者心血的抹杀。

胡乔木同志关于追求高速度、空想社会主义的指责，脱离了八大后中央一二线分工的责任承担，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先是最早纠正压抑群众热情，后又最早纠正官僚主义浮夸、命令主义的历史事实;混淆了我党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官僚主义的主观虚夸，推行“穷过渡”的空想造势的是非;混淆了基层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和上级官僚主义脱离科学，大轰大嗡，追求虚假政绩的是非。总之，客观上站在建国7-8年后开始滋生的官僚主义一边，错误地得出因果结论，掩盖了真正的病灶。

三、 镜鉴“苏联解体”：放弃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革命，才是社会主义灭亡的根源

胡乔木认为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是“无中生有”，主张阶级斗争应当缩小乃至熄灭。然而，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如果否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在党内必然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按照胡乔木主张或暗示的，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会逐渐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苏联正是因为在后期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导致了党内特权阶层的形成，全社会人与人关系发生质变，国家最终变质。

一方面，胡乔木的逻辑，恰恰是为这种和平演变打开了理论缺口;另一方面，在美国演讲批评中国“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又是和否定意识形态作用的逻辑是矛盾的。同时向东道主保证，“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谴责”毛泽东提出的党内走资派等“种种错误和荒谬”，这种姿态，和戈尔巴乔夫访美时主张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背弃阶级斗争学说的口径，已经相近了。

苏联解体十个月后，胡乔木就去世了，但他的机械唯物论观念仍认为，正是由于没有改革开放才导致了苏联解体，至死认定毛泽东犯了晚年错误，这是个人悲剧。

四、 直面“两极分化与腐败”：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导向西化的恶果

胡乔木同志在反思历史时，为了批判“左倾”，潜意识里以西方或苏联的模式“三和两全”(对外要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对内要搞全民国家、全民党方向的)为“正常”标准。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最终导致了背离马列，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妥协与靠拢。(参见紫虬：思想方法：从经验主义到“两面人”一、经验主义向实用主义、折中主义的演变)改革开放后，“‘资本中性论”、“所有制中性论”等模糊认识，以及公有制主体地位强弱的矛盾运动，使我们在驾驭资本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不讲政治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就是矛盾的思想根源。

资本的本性是增殖和占有剩余价值。如果不能有效驾驭资本，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资本就会无序扩张，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脱实向虚，在政治生活中，受到市场交换，投桃报李侵蚀，催生大面积的干部队伍腐败。现实中某些特权阶层和严重的贫富差距，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当年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党内产生特权阶层的远见卓识。胡乔木否定当年的“防修反修”，在客观上为后来资本逻辑的泛滥和腐败的滋生扫清了思想障碍。

结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这是新时代实践的总结，是列宁，毛泽东关于“政治是经济的灵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述。

胡乔木同志的《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在理论上是机械唯物论的体现，在政治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流露。它否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在苏联解体前夜，不能预见放弃阶级斗争和制度革命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与国家体制的颠覆。我们不能否认他对错误曲折的一些直观性反思，但片面的的唯物史观使这位学者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

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不应是简单地否定过去，而应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前三十年的探索与后四十年的改革。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人民至上，有效驾驭资本，不断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才能巩固上层建筑，确保国家安全，真正实现共同富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2026.4.28

附：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 (节录)

此文写于1989年3月24日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好,它们是: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5年，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79年到现在,即改革开放时期。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如果过去的四十年都能按这三段时间的状态平稳地发展，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无疑将好得多。

但是1958-1978年的20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也就是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1961 年开始的调整政策是为了挽救1958-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调整政策本身获得很大成功，但是刚开始不久,中国就进行了先在农村后来扩大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它在后期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现在不准备去叙述这20年的历史，也不准备对这20年中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去进行谴责(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进行这种谴责)，而只试图客观地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左”倾错误，并使它延续这样久呢?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实的原因。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20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这就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千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1977-1978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8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中国50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的阶级斗争的结果。1956 年**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的事件，1957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1959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给了新的含义。1962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些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1958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80年代才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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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1950-197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剧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60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状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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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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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虽曾在1959年上半年和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领导或支持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但是他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的作用却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那么，第一种趋势为什么没有能在1957年以后牢牢地保持优势呢?第二种趋势为什么会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呢?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大跃进的错误在1959年是可以制止的，它在1959--1960年的继续显然没有群众基础。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煽起了一阵阵狂热，在党内和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经过十年，只是愈来愈遭到群众的反感。1976年的四五事件表明了群众的正确判断。

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过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年一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1989年的中国。1979-1989年的中国发展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从20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了，中国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更上一层楼,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社会主义注进了新的血液。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新形势会合到了一起。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注:本文是作者1989年3月至4月访问美国时所作的学术讲演之一，在交本刊发表前，作者对讲话稿作了一些修订。本文已收入《胡乔木文集》第2卷，该书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原载《学习》杂志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