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了吗?安倍晋三被暗杀了。” “南阳人竟然在音乐节上偷东西了?” “常温超导体要问世了!”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实际上再次发生战斗。” “怎么在湖南卫视上播放这么愚蠢的节目!”……尼尔·波兹曼最担心的事——没有序言的新闻成为街谈巷议——如今已经司空见惯了,我对此并不悲观。一个又一个不可预测、未知的“事件”将撕裂现实,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银幕上。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很多人还在用旧的理论范式来回答这些“事件”,仍然认为自己在“见证历史”,并不认为自己在“参与历史”。这些历史不应该被盯着看。在当今高度信息时代,神秘和崇高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都参与的日常生活事件。日常生活比崇高更值得批评,这就是列斐伏尔试图实现的目标。

列斐伏尔1939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首先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为反对苏联教条主义而进行的理论澄清,在今天仍然引起共鸣。辩证法到底是什么?从赫拉克利特、老子到马克思,从平行的古希腊先秦时代到现在,我们一直有一种叫做“辩证法”的东西存在,不同的思想家对它有不同的解释,仿佛没有确定的性别。这种缺失的确定性是辩证法的本质造成的。正是这一历史变迁提醒我们,辩证法本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工具箱。连同哲学本身,至少没有沦为“永久的七点纲要”。 :一个封闭的体系,辩证法占四分,唯物主义占三分。

在这样的系统中,除了追求教学方便的基础教材之外,只有词典才会这样显示。字典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共时的符号系统。在这个体系中,每个符号都有其明确的含义,没有得失的余地。然而,即使是字典也会屈服于现实,因为语言毕竟是现实社会中使用的东西。不向现实屈服只会证明它已经死了,就像拉丁语的命运一样。然而,最灵活的思维方式已经戏剧性地石化,就像俄狄浦斯弑父一样,哲学本身“远比一些物质和精神的判断更丰富、更复杂”。 ”

这种复杂性是现实赋予的,如果我们更激进的话,辩证法就是现实。只是在课堂上讲话,我只喜欢听事件(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前的)和复杂的理论。当我思考为什么时,我发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复杂的理论范式就是现实本身,而现实又赋予思维极高的理论属性。因此,我很容易区分幼稚的事件和空洞的理论陈述,因为两者都不吸引我。但把辩证法当作字典的人却没有这个能力。

当“一切存在必消亡”、“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等鼓舞人心的论点出现时,那些喜欢在圣经中寻找段落的教条主义者就显得盲目而有选择性。瞎的。创建你自己的封闭系统,然后称自己为辩证法,然后只服从两个命令之一。当他们服从“一切存在的都必须灭亡”的时候,他们以此来宣告其他一切的必然性甚至愚蠢,而不顾后面的命令,把自己放在偶像的位置上。辩证法连自己都不应该崇拜,才不会陷入二元思维框架内贬低其他思想的境地。正如列斐伏尔在谈到谢林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和相关对象》时所说:“这当然不是真的,但它对于真理来说仍然非常重要。”

正是在这样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列斐伏尔才能展开对日常生活的批判。看似是一些不起眼的产物,实际上却包罗万象,只不过不是黑格尔体系那种强硬包罗万象的风格。这个出发点首先要确定日常生活到底应该被理解为剩余还是基础。

一旦我们不顾现实地以史为鉴,就会陷入历史的陷阱。直到今天,最著名的历史和文学往往忽视日常生活。历史成了帝王将相交往史,文学成了才子佳人的爱情史。正是这种趋势让这个笑话变得可笑:总统也得自己上厕所。长期以来,研究历史和生活似乎是相互排斥的。日常生活总是显得像垃圾,一种残余物,一种伟大事件的毫无价值的排泄物。

然而,垃圾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现实。垃圾只会被扫出视线,但不会消失。牛粪是人类的燃料,亿万年前地球上的生物遗骸就是我们今天的能源。最杰出人物的最突出事件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消失。现在,它逐渐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不要忘记,即使是最低等的魔鬼也会咆哮:它蔑视所有高高在上的人。这个恶魔是过去的利维坦,本质上被视为日常生活的残余物。一旦它开始蔑视一切高度,它就变得最崇高。事实上,它一直是最崇高的,因为它愿意成为一切的基础。被扔掉只是意味着它已经被使用过。

于是,历史和文学都开始回归日常表达和日常批评,日常生活成为最重要的讨论领域。那些不真实、不贴近生活、不合逻辑的表演遭到拒绝、批评和抵制。人们仍然会记住那些神话,但只是作为文化历史的节点,或者说明人们过去的生活。即使在被视为英雄的美国漫画中,每天面对凌乱现实的蜘蛛侠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当霍拉科娃开始坦白自己对抽象人类的热爱和对具体个体的忽视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不会被当时的人们忽视。当人们看腻了香港影视剧中名人的雄伟声音时,像《烈老传奇》这样的小人物故事却感动了无数普通人。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就显得不平凡了。

当然,我无意赞扬或贬低某一类型的作品,因此我不同意列斐伏尔对超现实主义作品过于情绪化的贬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应该停留在批判的领域。文化是随着时代而产生的。压制文化本身对于改变文化来说意义不大。文艺风格的变化,就像伦理道德中的“恶”一样。上一代人的评价标准已经要改变了。马孔多的阵雨,回想起来,让人感叹圣地亚哥的阵雨。奥雷里亚诺的身世无论多么神奇,都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甚至体现了阿连德之死的震撼。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人们不会因为文学而无法了解现实。相反,他们可能会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所以,今天关键不是批评文学艺术,而是批评日常生活。让政治归政治,让文艺归文艺。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文学艺术出发进行批评。

过去崇高的事情,比如那些仪式神秘的节日,总是要立足于日常生活。实用性先于逻辑,神秘的东西会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无意识的使用而变得模糊。经过理智的评判后,逐渐被淘汰。我们来看看端午节。流行的说法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有的还介绍鬼魂。不过,不管鬼不存在,即使我们只谈屈原,端午节的历史也早于他。那是5月5日的潮汐环境,虫蛇出巢,人们的共同反应,创造了这样的祭祀活动。至于房玄龄的妻子为何吃醋的传说,赋予了“嫉妒”嫉妒的含义,也是类似的。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必须始终由该民族的共同生活来塑造,对共同体的批评也必须从日常生活开始。

如今,那些仍在跳舞、祭拜神的人们,无意中造成了他们不想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些曾经被视为高贵的仪式,在如今见识过现代工业力量的人们看来,其实是可笑的。 。 。要么升级仪式,要么将崇拜改为纯粹的精神崇拜。

当生命被搬上舞台,对生命的批判就开始了。如果我们把生命视为无生命的存在,那就和过去对神秘偶像的崇拜没有什么区别了。芥川龙之介的《河童》描述了河童世界的生命宗教。尼采、托尔斯泰等自杀者都是他们的追随者。然而,即便是带领主角穿越信徒雕塑的长老,实际上也并不信仰“生命宗教”。批判异化的日常生活是有必要的,但不是“怀旧”式的批判,这就是列斐伏尔理论的启发之处。古代生活有理想的土地吗?哪有无忧无虑的故乡?当人类还是猿猴时,我们无忧无虑,但今天的批评不是关于“怀旧”和文学执着,而是关于前进。

至此,过去的崇高结束了,日常生活开始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重新创造了新的日常生活,从而创造了新的人。一切的基础、一切的事实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魔法应该被抛弃,人类应该被建立。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人就是常人。

“人必须是常人,否则就不是人了。”